柬埔寨大屠杀三代后：大脑情感与非情感长期改变的深度剖析

现有研究在创伤致大脑改变的长期影响、跨文化普适性及跨代传递方面存空白。研究人员以柬埔寨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两代人为对象，用便携式脑电图（EEG）开展实验。结果显示创伤后数十年大脑情感和非情感改变仍存，但不一定跨代显现。该研究填补多项研究空白。

　　

在历史的长河中，创伤给人类带来的伤痛往往深远而持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作为创伤后的常见心理疾病，一直备受关注。过往研究发现，经历创伤会引发 PTSD，还会对大脑在情感和非情感方面的早期自动及后期意识处理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过度活跃的边缘系统会导致恐惧反应增强，海马体功能改变会影响记忆调节 ，前额叶皮质对杏仁核抑制不足会造成情绪调节困难和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脑功能的改变在创伤事件过去几十年后是否依然存在，以及下一代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答案。而且，现有研究还存在 “WEIRD centrism” 问题，即研究样本多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的社会，难以推广到不同文化和种族群体。此外，虽然已知创伤父母的后代更易患 PTSD，但大脑的情感和非情感改变是否也会跨代出现，相关研究也十分匮乏。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来自未知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柬埔寨大屠杀。在 1975 - 1979 年波尔布特领导下，红色高棉政权实施了一场残酷的社会运动，约 170 - 200 万人（约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 25%）惨遭屠杀，整个柬埔寨人口都深受其害，这为研究创伤的长期影响和跨代传递提供了独特样本。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以柬埔寨大屠杀幸存者（Generation 0，G0）以及之后两代人为研究对象的跨代研究，旨在确定创伤事件约 50 年后，大脑的情感和非情感改变是否可被观测到，以及这些改变在后代中是否同样存在。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iological Psychology》上，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

研究人员采用了便携式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技术，这是一种能够记录大脑电活动的无创性检测方法。研究选取了柬埔寨城乡地区的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大屠杀后的第一代（G1）和第二代（G2）个体，这些个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家庭联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设计了四个实验任务，其中两个针对非情感处理，分别是感官门控（sensory gating，指大脑过滤无关感官信息的能力）和 Oddball 范式（oddball，一种用于研究注意力和事件相关电位的认知任务，通过检测罕见或意外刺激来实现）；另外两个针对情感处理，即情绪识别（emotion recognition，涉及识别和解释情感表达）和威胁处理（threat processing，指对潜在危险的评估和反应）。

在实验设计上，研究人员预先注册了四个实验（威胁处理：https://osf.io/y4vn3；情绪识别：https://osf.io/qe8vm；Oddball 范式：https://osf.io/ch7dy；感官门控：https://osf.io/fqad6 ）。通过功效分析计算，为达到 95% 的检验效能和 0.25 的中等效应量f，需招募 96 - 126 名参与者。

在结果分析阶段，研究人员最初计划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但考虑到参与者结果的变异性，最终选择了线性混合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分析代码和研究材料均可在 Open Science Framework：https://osf.io/x6hrn/获取）。对于 Oddball 任务中的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则保留了计划的重复测量方法。

下面来看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 感官门控任务：G0 组在 Oddball 任务中，对标准音调的 N100 衰减减少，在听觉 P200 上的感官门控效应降低。这表明大屠杀幸存者在非情感处理的感官信息过滤方面存在异常，可能难以像正常人一样过滤掉无关的感官刺激。
• Oddball 任务：在该任务中，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 MMN 和 P3 等指标。虽然研究假设 PTSD 患者在 Oddball 任务中会表现出更高的 MMN 和 P3，但实际结果并未完全支持这一假设。这说明在检测罕见或意外刺激时，PTSD 患者的大脑反应与预期存在差异，可能暗示着他们在注意力处理方面的异常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对意外刺激的高唤醒。
• 威胁处理任务：研究发现，尽管三代人 PTSD 症状发生率相似，但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和额中部 θ 波（Frontal Midline Theta，FMθ）对威胁的情感反应主要在直接受影响的 G0 代中观察到或更为强烈，且与是否患有 PTSD 无关。这意味着创伤对第一代人的大脑情感反应影响更为显著，即使过了 50 年，他们在面对威胁时大脑的情感反应仍不同于后两代人。
• 情绪识别任务：研究结果未明确表明 PTSD 患者及下一代在情绪识别上存在普遍受损情况。这与之前部分研究认为 PTSD 患者在识别和处理负面情绪上存在困难的观点有所不同，说明在柬埔寨文化背景下，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该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研究证实了创伤后数十年，大脑的情感和非情感改变依然存在，即使 PTSD 症状可能有所缓解或未显现，大脑的功能变化依然持续。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这些改变并不一定会在后续世代中明显观察到，这为理解创伤跨代影响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研究还支持了自我报告的 PTSD 症状与神经改变之间存在分离的观点，即不能仅仅依靠症状来判断大脑的神经变化。同时，该研究在柬埔寨开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相关研究的不足，为跨文化研究创伤对大脑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样本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研究任务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所有相关大脑功能改变等。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更全面地揭示创伤对大脑影响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