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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随访服务不明确、医护人员对儿童重症监护后综合征（PICS-p）认知不足等问题，研究人员开展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PICU 缺乏专门随访服务，多数医护人员认可随访重要性但存在诸多阻碍。该研究为后续改进提供方向。
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儿科重症监护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年约有 12000 名儿童住进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些患儿的死亡率不断降低。然而，“硬币” 的另一面是，患儿出院后的健康问题逐渐凸显。许多从 PICU 出院的孩子，在身体、认知、社会和心理等健康领域面临着挑战，这些问题被统称为儿童重症监护后综合征（PICS-p），大约 30 - 40% 的 PICU 患者可能受到影响。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PICU 随访服务并不完善。虽然国际上已经认识到 PICS-p 的存在，并且一些国家也建立了随访服务，但在澳新地区，相关随访项目的特征、流程和作用都不明确。此前的调查还发现，澳大利亚仅有 20% 的全科医生听说过 PICS-p，而重症监护室临床医生对其认知情况也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改善现状，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ustralian Critical Care》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横断面的基于网络的 REDCap 调查。一种面向 PICU 的组织领导，另一种针对个体临床医生（包括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 。调查对象涵盖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配备儿科病床的 PICU。通过多渠道招募参与者，组织领导问卷发放给 12 个 PICU 的医疗主任和护士单位经理或其代表，临床医生问卷则利用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招募，涉及约 1400 名临床工作人员。最后，11 个 PICU 和 345 名临床医生参与了调查。
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受访者特征：参与组织调查的 11 个 PICU 代表了该地区 92% 的三级 PICU，病床数量中位数为 14 张。临床医生调查中，289 名有效受访者里约三分之二是护士，且分布在多个地区，工作经验跨度较大。
- 当前随访实践：11 个 PICU 均未提供专门的门诊随访服务。部分 PICU 提供针对特定人群的住院或门诊随访，但存在随访时间短、缺乏 PICS-p 相关信息传递等问题。临床医生中，仅 27.3% 知晓所在单位有随访服务，且不同地区知晓率差异大，知晓住院随访服务的临床医生中，专职医疗人员参与度较高。
- 对 PICS-p 的认知：仅有 52% 的临床医生听说过 PICS-p，医生中知晓率最高，且随着工作经验增加，知晓率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知晓率也有所不同。
- 临床医生对随访服务的看法：96.2% 的临床医生认为患者出院后应接受随访，对于随访对象，部分认为是所有 PICU 患者，部分认为是特定患者群体。多数临床医生认为应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随访，且由多学科团队负责较为合适。
- PICU 随访服务的障碍：组织和临床医生都认为人员不足和预算缺乏是主要障碍，此外，还存在缺乏行政支持、临床医生重视不够、缺乏实施指南等问题。
- 对拟议护理模式的看法：多数临床医生认为额外的基线评估可行，且家长可能对类似 “DAISY 模型” 的随访服务感兴趣，该模型有助于筛查和早期干预。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PICU 随访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一个尚未满足的需求。人员和预算限制是实施随访服务的关键障碍，利用现有远程医疗服务、人员和基础设施或许能提高可行性。提升临床医生和组织对 PICS-p 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减少实施障碍。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护理模式、评估结果，并建立实践的证据基础，从而制定标准化指南和评估工具，以应对 PICU 患者的多样性。这不仅对澳新地区意义重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可持续、可扩展且能被各方接受的 PICU 随访模式提供了参考，有望改善危重症患儿及其家庭的预后。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是设计并开展两种横断面的基于网络的 REDCap 调查。样本队列来源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配备儿科病床的 PICU，通过向组织领导和临床医生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定量变量，用计数和百分比汇总分类数据，通过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相关因素间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