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马铃薯多倍体化——气候适应性的挑战与机遇

这篇综述系统探讨了马铃薯（Solanum section Petota）多倍体化（polyploidy）在气候适应性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多倍体（如四倍体2n=4x=48）通过基因组加倍（whole-genome duplication）、杂交（hybridization）和双还原（double reduction）等机制增强抗逆性的潜力。文章强调野生马铃薯资源（CWRs）的遗传多样性对培育抗逆品种的价值，并指出自交亲和性（self-compatibility）与多倍体化的协同进化如何拓宽生态位（niche breadth）。

　　

多倍体化：植物基因组演化的核心驱动力

基因组加倍（WGD）是植物适应性进化的关键策略。在马铃薯（Solanum section Petota）中，多倍体化事件通过同源多倍体（autopolyploidy）和异源多倍体（allopolyploidy）两种途径发生。前者通过2n配子（如FDR/SDR机制）实现基因组加倍，后者则依赖种间杂交与染色体加倍。有趣的是，多倍体马铃薯（如栽培种S. tuberosum，2n=4x=48）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性，这与基因冗余（gene redundancy）和杂种优势（heterosis）密切相关。

马铃薯野生近缘种：气候适应性的基因宝库

野生马铃薯（如二倍体S. chacoense和六倍体S. albicans）携带丰富的抗逆基因。研究表明，多倍体野生种在北极和高纬度地区分布更广，暗示多倍体化与胁迫耐受性（如干旱、盐碱）的关联。例如，异源多倍体S. acaule通过胚乳平衡数（EBN）机制维持杂交后代的存活率，为育种提供重要桥梁。

育种技术突破：从多倍体操纵到基因挖掘

现代育种利用减数分裂突变体（如JASON基因突变）诱导2n配子，克服了种间杂交障碍。此外，单倍体诱导技术（如S. phureja介导的染色体减半）加速了野生基因资源的利用。最新泛基因组（pangenome）分析揭示，转座子（TEs）的活跃度与多倍体化程度呈正相关，为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提供分子解释。

未解之谜与未来方向

尽管多倍体马铃薯的适应性优势已被证实，但基因剂量（gene dosage）如何调控抗逆性状仍不明确。此外，多倍体化与自交亲和性（self-compatibility）的协同进化机制、以及体细胞多倍体（somatic polyploidy）在胁迫响应中的作用，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