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肿瘤类器官-免疫共培养模型：探索肿瘤免疫的新视角

这篇综述系统总结了肿瘤类器官（PDO）与免疫细胞共培养模型的最新进展，重点探讨了该技术在模拟肿瘤微环境（TME）、研究免疫逃逸机制及优化免疫治疗（如CAR-T、TILs）中的应用价值，为肿瘤免疫研究提供了创新性实验平台。

　　

肿瘤类器官与免疫共培养模型的研究进展

肿瘤类器官：三维仿生的研究利器
肿瘤类器官（PDO）是通过体外三维培养技术构建的微型肿瘤模型，保留了原发肿瘤的遗传和功能特征。其培养依赖细胞外基质（如Matrigel）和生长因子（Wnt3A、EGF等），已应用于结直肠癌、乳腺癌、肝癌等多种实体瘤研究。然而，传统PDO缺乏免疫细胞、血管基质等微环境组分，限制了其对肿瘤-免疫互作的模拟能力。

肿瘤免疫的复杂博弈
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呈现动态双重角色：CD8⁺ T细胞直接杀伤肿瘤，而调节性T细胞（T_reg）通过CXCR3与树突状细胞（DCs）互作抑制免疫应答。免疫检查点分子（PD-1/CTLA-4）的发现推动了免疫治疗革命，但实体瘤中T细胞浸润不足、抗原异质性等仍是挑战。

共培养技术的突破性应用
T淋巴细胞：个性化治疗的试金石
Dijkstra团队将外周血淋巴细胞与错配修复缺陷型结直肠癌类器官共培养，成功富集肿瘤反应性T细胞，并验证其杀伤效能。类似模型在胰腺癌中揭示了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的活化机制。

CAR-T细胞：实体瘤攻坚新策略
神经母细胞瘤类器官与CAR-T共培养模拟了T细胞浸润过程，而膀胱癌类器官模型则用于评估靶向MUC1的CAR-T疗效。值得注意的是，EphA3靶向CAR-T在胶质母细胞瘤类器官中展现出显著抗肿瘤活性。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的再教育
黑色素瘤类器官与TILs共培养证实，IL-2联合PD-1抗体可增强TILs扩增，而Navitoclax能进一步提升其杀伤效果。宫颈癌类器官生物库的建立为个性化TIL疗法筛选提供了标准化平台。

天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双刃剑特性
乳腺癌类器官实验显示，健康NK细胞能抑制KRT14⁺癌细胞侵袭，但胰腺癌微环境会诱导NK细胞功能耗竭，表现为IFN-γ分泌减少和IL-10表达升高。

巨噬细胞与树突细胞的调控网络
结直肠癌类器官揭示SIRT1过表达促进M2型巨噬细胞迁移，而胰腺癌模型中发现CCL5-Sp1-AREG信号环调控肿瘤-巨噬细胞串扰。树突细胞在共培养中会发生表型转化，46%的cDC2亚群获得CD14⁺抑制性特征。

技术挑战与未来方向
当前共培养体系面临基质批次差异（如Matrigel）、免疫细胞来源限制等问题。器官芯片（Organ-on-a-chip）和3D生物打印技术有望提升模型生理相关性。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可加速免疫治疗反应预测，如通过单细胞转录组鉴定食管癌中TP53/CDKN2A缺失驱动的免疫逃逸特征。

结论
肿瘤类器官-免疫共培养模型已成为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的关键桥梁，其持续优化将推动精准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