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肺肝移植的全国趋势与结局:揭示复杂手术的关键进展

【字体: 时间:2025年04月27日 来源:Lun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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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肺肝移植(CLLT)用于治疗终末期肺肝疾病,但受 2017 年肺分配评分(LAS)地理分配变化和 2019 年新冠疫情影响,其患者选择和结局有待明确。研究人员分析 UNOS 登记数据,发现 CLLT 术后 3 年生存率与单肺移植相似,高 LAS 等因素增加死亡风险,为优化治疗提供依据。

  在医学的前沿领域,器官移植一直是拯救终末期器官疾病患者生命的希望之光。然而,对于那些同时患有终末期肺病和肝病的患者而言,治疗之路充满了挑战。联合肺肝移植(Combined Lung-Liver Transplantation,CLLT)作为一种复杂的治疗手段,虽然能够为这些患者带来生存的可能,但它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肺移植患者出现肝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这给治疗方案的制定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CLLT 手术的患者选择标准和长期预后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认识。而且,2017 年肺分配评分(Lung Allocation Score,LAS)的地理分配变化,以及 2019 年新冠疫情(COVID-19)的爆发,都可能对 CLLT 的实施和预后产生影响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 Brian J. Bao、Ye In Christopher Kwon 等人开展了一项关于联合肺肝移植的研究。他们对 2014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登记处中接受 CLLT 的患者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表在《Lung》杂志上,为该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利用了 UNOS 的标准分析和研究(STAR)数据库。通过筛选数据库中年龄≥18 岁、首次进行肺移植且接受同一供体的肺和肝脏的患者记录,确定了研究对象。为了探究 2017 年 LAS 地理分配变化的影响,他们将研究对象分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era 1)和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era 2)两个时期。统计分析方面,收集了供体和受体的详细人口统计学信息、等待时间、合并症等数据,运用卡方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等方法比较不同时期的差异,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绘制生存曲线,通过 Cox 回归风险模型分析死亡风险因素。

研究结果部分:

  • 基线供体和受体详情:2014 年以来,CLLT 手术数量稳步上升,2020 年出现明显峰值。era 2 的受体 BMI、术前肌酐水平、一秒用力呼气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高于 era 1,而两个时期的受体年龄、性别、种族、LAS 等无显著差异。在疾病诊断方面,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CF)仍是主要病因,但 era 2 中因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阻塞性肺疾病等进行 CLLT 的患者增多。供体方面,era 2 的器官缺血时间更长(5.3 vs. 4.6 h,p = 0.039),运输距离更远(112 vs. 50 海里,p = 0.025) 。
  • 临床结果:两个时期的受体生存率在 30 天、1 年和 3 年时无显著差异(p = 0.79),肺移植物生存率在相同时间间隔内也相当(p = 0.41)。era 2 中术后感染需要住院的发生率显著降低(30% vs. 52%,p = 0.027)。整个研究期间,CLLT 和单肺移植的受体术后 5 年生存率相当(p = 0.73) 。
  • 风险因素:Cox 回归分析显示,受体糖尿病、IPF 诊断、高 LAS 评分(尤其是 47 - 60 和 61 - 100 分)以及更长的等待时间与 CLLT 术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而移植时期对生存无显著影响(HR 3.03,p = 0.1)。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此次研究是美国关于 CLLT 趋势和长期结局规模较大且较新的回顾性分析。研究表明,CLLT 手术越来越多,其长期生存率与单肺移植相似,这意味着肺移植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患者的长期预后。2017 年 LAS 地理分配变化后,尽管供体器官缺血时间和运输距离增加,但 CLLT 受体和移植物的 3 年生存率以及急性排斥反应率基本保持不变。然而,研究也发现 LAS 在评估 CLLT 候选患者病情和风险方面存在不足,并且目前的多器官分配政策可能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此外,虽然肝移植物可能对共移植器官有免疫保护作用,但 CLLT 的最佳免疫抑制策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对于 IPF 患者,尽管移植后死亡风险较高,但部分患者仍可能从 CLLT 中获益,应尽早评估和列入移植名单。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 CLLT 的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有助于优化患者选择和管理策略,对推动联合肺肝移植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临床医生在进行 CLLT 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制定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如进一步完善器官分配政策、探索最佳免疫抑制方案等,以提高 CLLT 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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