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这篇综述聚焦于 AFP-L3 和 DCP 作为肝细胞癌（HCC）诊断、管理和监测的补充生物标志物。它们在提高 HCC 早期检测、风险分层、治疗反应评估和移植后监测效果方面作用显著，有望推动 HCC 管理的进步。
引言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甲胎蛋白（AFP）在肝硬化患者 HCC 筛查和预测移植后复发风险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它检测早期 HCC 的敏感性有限，且会漏诊 30 - 40% 不产生 AFP 的肿瘤。血清生物标志物甲胎蛋白异质体 3（AFP-L3）和异常凝血酶原（DCP，又称 PIVKA-II）在 HCC 的筛查、移植后复发风险评估和监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AFP-L3 是 AFP 的一种亚型，由岩藻糖基转移酶 VIII（FUT8）过表达导致岩藻糖基化产生，可与小扁豆凝集素（LCA）结合从而被检测。DCP 由 HCC 细胞摄取维生素 K 受损产生，其水平升高与 HCC 的侵袭性相关。不同研究使用的 AFP-L3 和 DCP 临界值不同，如 AFP-L3 用于 HCC 诊断的临界值从 4% 到 35% 不等，用于预测移植后复发风险的临界值为 > 15%；DCP 用于 HCC 诊断的临界值在美国通常为 7.5 ng/mL。
监测与早期检测
目前，肝硬化患者通常每半年进行一次 AFP 和超声检查以筛查早期 HCC，这有助于进行根治性治疗。然而，这种筛查方式的依从性较差，只有约 25% 的患者接受推荐的监测。AFP 联合超声检测早期 HCC 的敏感性为 45 - 63%，仍需其他生物标志物提高筛查效果。AFP-L3 和 DCP 单独或与 AFP 联合使用具有预测价值。GALAD 评分（包含性别、年龄、AFP-L3%、AFP 和 DCP）在 HCC 筛查中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一项 III 期试验比较了 GALAD 和 AFP 检测早期 HCC 的能力，结果显示 GALAD 的 AUC 为 0.77，高于 AFP 的 0.64。正在进行的 TRACER 试验旨在比较半年一次的超声和 AFP 与单独使用 GALAD 进行 HCC 监测的效果，如果 GALAD 不劣于超声和 AFP，它可能会被纳入常规实验室检测，提高患者对 HCC 筛查的依从性。
肿瘤侵袭性和治疗反应
表达 AFP-L3 和 DCP 的肿瘤侵袭性更强，预后更差。治疗前 AFP-L3 水平升高预示着总体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较低。对于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术前 DCP 水平可用于预测微血管侵犯等肿瘤特征，与术后结果和复发风险密切相关。在评估治疗反应方面，AFP、AFP-L3 和 DCP 都是有价值的标志物。研究表明，这三种标志物阴性的患者肿瘤较小，对局部区域治疗的反应率更高。LAD 评分（包含 AFP-L3、AFP、DCP 的多变量模型）在检测治疗后存活的 HCC 方面比影像学检查更准确，尤其是对于小于 2 cm 的小肿瘤，有助于更早发现残留或复发性疾病。
AFP-L3 和 DCP 辅助放射学检查
局部区域治疗（如 TACE 和 TARE）常用于 HCC 治疗，但用于判断治疗后肿瘤存活的放射学标准（如 mRECIST 和 LI-RADS）敏感性有限。结合 AFP-L3 和 DCP 水平与影像学检查可以提高检测局部区域治疗后存活肿瘤的敏感性。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将 AFP-L3 添加到超声和 AFP 检测中，敏感性从 88.6% 提高到 94.3%。
高危肝移植供体特征和等待名单退出
高 AFP-L3 和 DCP 水平可预测高危肝移植供体特征，如微血管侵犯、低分化和肿瘤负荷超过传统标准（如米兰标准）。肝移植前 AFP-L3（≥15%）和 DCP（≥7.5 ng/mL）水平升高与高风险组织病理学特征的发生率增加相关。此外，这些标志物还可用于预测等待名单退出。AFP-L3（>35%）和 DCP（>7.5 ng/mL）与较高的等待名单退出率显著相关，BRIDGE 评分可用于预测等待名单退出。
移植后复发和预后
移植后复发是 HCC 肝移植的主要问题。AFP-L3 和 DCP 可补充 AFP 用于预测移植后复发。研究表明，AFP-L3（≥15%）和 DCP（≥7.5 ng/mL）双阳性的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标志物未升高的患者。BALAD-2 模型和改良的 RETREAT 评分纳入 AFP-L3 和 DCP 后，在预测 HCC 患者生存和风险分层方面表现更优。在国际上，AFP-L3 和 DCP 用于对超出米兰标准的肝移植患者进行风险预后评估，京都 / 日本标准和 MoRAL 评分都证明了它们在这方面的价值。
结论
AFP-L3 和 DCP 是 HCC 管理中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在筛查、风险分层和监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GALAD 评分在早期 HCC 检测方面比 AFP 和超声更具优势。正在进行的 TRACER 试验可能会确立 GALAD 作为独立筛查工具的地位。AFP-L3 和 DCP 水平升高与侵袭性肿瘤特征相关，有助于治疗前后的风险分层。新兴模型如 LAD 和 BRIDGE 进一步优化了它们的应用。标准化临界值和将 AFP-L3 和 DCP 纳入国家数据库对于推动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