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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童年不良经历（ACEs）的相关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 18 年德国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女性报告的 ACEs 更多，且 ACEs 存在代际传递现象。该研究为预防 ACEs 提供依据，对家庭干预策略制定意义重大。
在成长的旅程中，童年本应是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时光，但对许多人来说，却可能遭遇各种不良经历。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就像隐藏在暗处的 “恶魔”，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大量研究表明，ACEs 与多种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紧密相连，如焦虑、抑郁、糖尿病、癌症等 。而且，ACEs 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据估计，2015 年全球有超过 10 亿 2 - 17 岁的儿童遭受过暴力 。然而，目前对于 ACEs 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虽然已知 ACEs 对健康影响深远，但关于其在性别上的差异，尤其是在纵向研究中的差异，分析较少。另一方面，ACEs 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机制尚未完全明晰，针对如何预防 ACEs 在下一代发生的研究也相对匮乏。为了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来自德国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为期 18 年的纵向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杂志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
-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于德国 “未来家庭”（Future Family）项目，该项目从 2001/2002 年开始，最初招募了 477 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年龄在 2.5 - 6 岁。经过多年的随访，最终有 316 个家庭参与了 18 年的随访（FU18）。
- 问卷调查：使用了多种标准化问卷进行评估。如采用德国版的童年不良经历问卷（ACE - D）评估参与者在 18 岁前经历的 ACEs；运用德国版的育儿量表（EFB）评估父母的功能失调育儿行为；通过德国版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测量父母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借助儿童行为检查表（CBCL）评估儿童在幼儿园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
- 统计分析：运用χ2检验、t 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分析不同性别、代际之间 ACEs 的差异，以及 ACEs 与健康结果的关系，探索相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
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结果：
- 研究样本与德国代表性样本的 ACEs 患病率比较：将本研究样本中 ACEs 的患病率与 Witt 等人的德国代表性样本进行对比，发现母亲报告的 ACEs 患病率几乎在所有项目上都高于参照样本，父亲和孩子的数据与代表性样本较为一致，但本样本中孩子报告的 “家庭中有精神疾病患者” 这一 ACEs 的患病率是参照样本的两倍多。这表明本研究样本中母亲 ACEs 患病率的代表性存在局限。
- 性别差异在 ACEs 经历数量上的体现：对比女儿和儿子，女儿平均报告的 ACEs 数量（M=1.5，SD=2.1）显著多于儿子（M=0.8，SD=1.1） 。在具体的 ACEs 类型上，女儿在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方面的报告比例显著高于儿子。而且，处于高风险组（≥4 个 ACEs）的女儿比例（15.2%）也明显高于儿子（3.4%） 。对比母亲和父亲，同样发现母亲报告的 ACEs 数量（M=1.6，SD=2.0）显著多于父亲（M=0.8，SD=1.5） ，在多种 ACEs 类型上，母亲的报告比例均高于父亲，且母亲处于高风险组（≥4 个 ACEs）的比例（14.9%）也显著高于父亲（8.0%） 。
- ACEs 的代际传递与连续性：研究发现，大多数 ACEs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传递率较低。在 40 个可用的传递率中，16 个（40.0%）处于低范围，8 个（20.0%）处于中等范围，只有 2 个（5.0%）处于高范围 。不同性别间的传递存在差异，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传递率相对较高，例如情感忽视、父母离婚 / 分居和家庭中有精神疾病患者等 ACEs 的传递率分别为 48.5%、33.3% 和 39.3% 。而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传递率整体较低，但在家庭中有精神疾病患者这一 ACEs 上，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传递率较高（71.4%） 。从 ACEs 分组来看，0 个和 1 - 3 个 ACEs 组的传递率多为中等（32.6 - 61.5%），4 个及以上 ACEs 组的传递率则处于低范围（0.0 - 30.0%） 。
- 成年期心理结果变量的性别差异：在成年的新兴成年人（平均年龄 22 岁）中，女儿报告的焦虑症状（GAD - 7 - Daughters：M=5.8，SD=4.0 ）显著多于儿子（M=4.6，SD=4.3） ，但在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方面，未发现性别差异。在父母（平均年龄 54 - 57 岁）中，母亲报告的抑郁症状（PHQ - 9：M=5.3，SD=4.4）和焦虑症状（GAD - 7：M=4.2，SD=3.5）均显著高于父亲 ，而在生活满意度上，父母之间没有差异。此外，随着 ACEs 数量的增加，所有家庭成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都加重，生活满意度降低，且≥4 个 ACEs 组的症状最为严重。
-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ACEs 的风险和保护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在预测女儿 18 岁前经历的 ACEs 数量时，母亲的较高社会经济地位（β=?0.21，p=0.014 ）、参与积极育儿计划（Triple P）（β=?0.19，p=0.029 ）以及女儿较少的内化心理健康问题（β=0.22，p=0.044 ）与较少的 ACEs 相关 。而在预测儿子的 ACEs 数量时，父亲的模型虽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外部化行为问题与较高数量的 ACEs 存在趋势性关联（β=0.31，p=0.041 ） 。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女性，包括母亲和女儿，比男性更容易报告更多的 ACEs，且处于高风险组（≥4 个 ACEs）的比例更高，这使得女性成为 ACEs 的高风险人群。尽管 ACEs 在代际间的总体数量相对稳定，但孩子们往往经历与父母不同的 ACEs。例如，家庭中有精神疾病患者这一 ACEs 的传递率较高，可能与遗传和家庭环境因素有关；而目睹家庭暴力的传递率为 0%，可能与样本中家庭的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支持有关 。此外，预防 ACEs 至关重要，母亲的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参与 Triple P 计划以及孩子较少的内化心理健康问题，都有助于减少女儿经历的 ACEs。这为预防 ACEs 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向，提示可以通过加强家庭经济支持、提升父母育儿技能和改善家庭关系等措施来预防 ACEs 的发生 。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通过对德国家庭长达 18 年的纵向研究，深入剖析了 ACEs 在性别差异、代际传递方面的特点，并识别出相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 ACEs 的认知，更为制定针对性的家庭预防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减少 ACEs 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