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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聚焦疫情期间工作与生活平衡（WLB）的性别差异，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剖析相关问题。研究发现疫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女性承担更多无酬家务。文章还提出多层面策略，为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 WLB 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引言
工作与生活平衡（WLB）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受到关注，随着女性进入职场以及黑天鹅事件（如 COVID-19 等）的发生，性别相关的 WLB 研究逐渐增多。疫情下，男女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中的角色受到不同影响，女性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时面临更多挑战，如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凸显了研究 WLB 性别差异的重要性。
本研究采用系统文献综述（SLR）方法，运用社会生态框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疫情如何影响不同性别者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体验；社会生态系统四个层面的哪些因素导致了性别不平等；未来应采取哪些策略预防疫情期间的性别不平等。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整合了多种研究类型，关注疫情带来的新变化，拓展了 WLB 概念，并采用多层面系统方法。
二、理论背景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由 Bronfenbrenner 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嵌入多个社会系统，包括微观系统（如个人、家庭等）、中观系统（如不同微观系统间的关系）、外系统（如影响个体联系的系统）和宏观系统（如社会文化背景）。时间也是重要因素，各实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护理责任的交叉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结果有重要影响。例如，西班牙裔工人因社会不平等因素生产率下降，而黑人 / 非裔美国工人在远程工作时维持生产率的概率较高，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在平衡工作与护理责任时面临更大挑战。
三、方法论
本研究遵循最佳实践建议进行 SLR。在文献检索方面，于 2024 年 3 月在 Web of Science、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中搜索相关文献，使用特定关键词，经筛选最终得到 109 篇符合要求的文章。
在文章选择上，采用三步筛选法，先由两位作者独立审查标题、关键词和摘要，再由第三位作者复查，最后两位作者深入阅读文章，根据核心关键词和质量筛选。
编码阶段，采用手动分析和归纳分类方法，从数据中提取主题，确定文章的核心现象和主题标题。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划分
疫情期间，性别分工仍然存在，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家务和护理责任，这影响了她们的就业和经济稳定。在不同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疫情期间父亲参与家庭任务的比例增加不明显，而意大利女性的无偿工作大幅增加；在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传统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面临角色冲突和健康问题。
不过，疫情也带来了一些变化。部分父亲在双职工家庭中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缩小了性别育儿差距；一些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男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有所增加，性别在有偿工作中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女性仍承担主要的护理负担。
4.2 工作 - 生活平衡（WLB）和角色边界管理
疫情期间，远程工作（WFH）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带来了灵活性，但也导致工作时间延长，员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这对不同性别产生了不同影响，尤其是女性。在学术界和 STEM 领域，女性在管理工作与家庭角色时面临更多挑战，一些女性甚至放弃工作。而男性和女性对 WFH 的评价标准不同，男性更关注工作表现，女性则面临更多实际困难。
不同国家的家庭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在芬兰，由于性别化的家庭边界实践，母亲在处理额外育儿任务时难以兼顾工作；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尽管边界模糊，但部分人认为 WFH 改善了 WLB；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和传统性别分工，女性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4.3 工作场所的态度和行为
疫情影响了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导致职业压力上升。女性由于社会文化结构和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面临更大困难，出现了工作退缩、焦虑、情感压力等负面行为和态度。
不同国家的女性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国，文化障碍和刻板印象加剧了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在中国北京，医院员工因接触 SARS 而出现创伤后症状；在美国，女性经历了更多的经济压力。但在一些情况下，如果 WFH 与家庭和支持性组织相关联，女性的满意度会有所提高。
4.4 女性的职业和表现
疫情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女性在相对竞争力上与男性和无子女同事的差距扩大，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面临职业困难和性别不平等。例如，在澳大利亚，女性学者在平衡学术、家庭等角色时面临挑战，影响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在韩国，儒家文化阻碍了女性工作；在土耳其，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规定对职业女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总体而言，疫情加深了性别差距，尽管男性在护理方面的贡献有所增加，但女性仍然承担主要的护理负担。
五、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生态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四个层面因素影响着工作与生活平衡中的性别不平等。微观层面，个人因素如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权态度等导致女性在疫情期间负担加重，时间可用性影响家务分工，种族、收入等因素也影响生产率变化。
中观层面，家庭内部的关系动态，如夫妻和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家庭常规、文化和人际关系等，影响个人行为和 WLB。疫情期间，经济不稳定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优先考虑男性就业。
外系统层面，组织需求和家庭责任相互作用，远程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如与家庭成员共处、工作不确定性增加，而组织支持不足加剧了 WLB 问题，尤其对女性影响更大。
宏观层面，社会文化因素如文化实践、父权规范和传统性别角色影响法律、政策和经济发展，强化了性别角色，使女性更易面临 WLB 挑战。性别不平等在各层面都存在，中观层面的影响最为显著，影响着外系统和微观系统。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层面的策略。微观层面，夫妻可采用计划的远程小轮班、交替休息日等方式；中观层面，创建合适的家庭工作空间、关注在职母亲、提供父母支持等；外系统层面，制定支持性的 WFH 政策、任命工业顾问、采用任务导向型领导等；宏观层面，制定保护发展中国家女性工人的国家政策、开展社会意识和营销活动等。
许多企业和政府已采取措施促进 WLB，如思科、富达投资、Spotify 和欧盟等。发展中国家应借鉴这些经验，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策略。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不同国家有偿和无偿工作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其对女性职业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探究 WFH 对 WLB 的细微影响，以及对不同群体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远程工作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技术在其中的作用；研究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规范的交叉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本研究还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组织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建议。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应制定灵活政策、开展性别敏感培训；组织应重新评估绩效指标、提供支持服务；政策制定者应促进多方合作、制定适应不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
六、结论
本研究从性别视角探讨了疫情期间的 WLB 现象，发现疫情凸显了长期存在的性别问题，如有偿和无偿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工作与家庭边界模糊对女性职业的影响等。运用社会生态视角，确定了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和预防策略。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护理责任等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工作场所政策，如灵活工作安排、支持低收入工人等。性别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全面了解女性在疫情期间的经历有助于减少未来政策制定中的性别不平等。由于难以预测下一次疫情，迫切需要实施预防性别不平等的策略，为政策制定者和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参考，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整体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