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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安全备受关注的当下，研究人员为探究农业犯罪受害与小农户家庭粮食安全的关系，以坦桑尼亚农村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农业犯罪受害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这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方向。
在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 致力于在 2030 年实现零饥饿，然而现实却困难重重。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气候变化以及暴力冲突等因素，使得世界粮食不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SSA），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可土地冲突、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力低下等问题导致粮食供应短缺，粮食不安全状况日益加剧。
坦桑尼亚作为一个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超过 65% 的人口依靠农业为生。但令人担忧的是，该国粮食不安全问题极为突出，近 20% 的家庭难以负担足够热量的饮食，超半数家庭无法获得营养丰富的食物。与此同时，农业犯罪受害现象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逐渐凸显，2016 年约 29% 的农村家庭受到农业犯罪的影响，包括作物、牲畜和农具的盗窃以及破坏行为，这一问题已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的研究人员 Nelson A. Ochieng 和 Ulrike Grote 开展了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农业犯罪受害与小农户家庭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成果发表在《Food Security》杂志上，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研究人员使用了 2016 年、2018 年和 2021 年在坦桑尼亚农村收集的独特面板数据集，这些数据来自多所大学合作开展的调查。在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为了衡量粮食安全的不同维度，使用了食物消费得分（Food Consumption Score，FCS）、家庭粮食不安全获取得分（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Access Score，HFIAS）和简化应对策略指数（Reduced Coping Strategies Index，rCSI）这三个指标 。在探究农业犯罪受害与 FCS 的关联时，由于 FCS 呈近似正态的连续分布，研究人员运用线性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s）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以减少不可观测和时间不变因素的影响，同时为降低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模型中纳入了一期滞后的受害变量。对于 HFIAS 和 rCSI，鉴于它们具有左删失特征（分别有 24.8% 和 28.6% 的零值），研究人员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 受害类型和趋势：在 2016 - 2021 年期间，受害家庭的比例大幅上升，尤其是 2018 - 2021 年，这主要归因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疫情导致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农村经济机会有限，失业人数增加，进而使得犯罪率上升。同时，疫情期间跨境贸易受阻，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延迟收割，增加了作物被盗和被破坏的风险。
- 受害模式、损失和家庭应对措施：研究发现，受害家庭平均每个耕种季节会经历 2.2 起犯罪事件，每年因犯罪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家庭总食品支出的 6%。尽管如此，许多家庭却不愿意报告犯罪事件，只有 60% 的受害者会向相关部门报告。在采取预防措施方面，仅有 50% 的家庭在首次受害后采取了行动。对比盗窃和破坏行为，破坏行为发生的频率更高（2.4 次），造成的损失也更大（每户 151.8 美元（PPP 2010）），但盗窃受害者采取预防措施的比例更高。从趋势来看，盗窃事件在不同家庭间的分布更加分散，而牲畜导致的作物破坏往往会反复影响同一家庭。
- 目标选择：易受害的牲畜和作物：在坦桑尼亚农村，鸡、山羊和猪是最常被盗的牲畜，这与当地家庭对这些牲畜的广泛养殖有关。玉米则是最常被盗的作物，因为它在不同成熟阶段都可食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且其高大的植株能为盗窃者提供掩护。此外，玉米田也是最容易被牲畜破坏的，主要是马赛族（Maasai）和苏库马族（Sukuma）的牲畜所为。
- 粮食安全与受害情况：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受害家庭的 FCS 高于非受害家庭，但 HFIAS 和 rCSI 显示受害家庭在获取食物方面面临更大挑战，需要采取更严重的应对策略。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的农业犯罪受害与较低的 FCS 相关，其中破坏行为对 FCS 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受害与较高的 HFIAS 和 rCSI 相关，意味着受害会导致更高的粮食不安全程度。此外，研究还发现天气冲击和健康冲击会降低粮食安全水平，而家庭资产和牲畜持有量则与粮食安全呈正相关。
研究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首次对农业犯罪受害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探索，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关联。过去的农业犯罪受害会降低家庭的粮食安全水平，其影响会逐渐显现。一方面，受害会引发恐惧，使农户减少对农业的投资，从而影响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受害会破坏家庭财务，导致农户优先保障当前的食物消费，减少对未来农业生产的投入，进而加剧后续季节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研究还发现，破坏行为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比盗窃更大，这可能是由于破坏行为通常会造成更高的价值损失。此外，研究结果与以往关于冲突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相呼应，表明犯罪受害会导致饮食多样性减少和应对策略升级，反映出粮食不安全程度的增加。同时，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粮食不安全可能会随着农业犯罪受害率的上升而加剧，形成恶性循环。而牲畜养殖和资产积累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主要建立了变量之间的关联，尚未明确因果关系，未来需要采用更严谨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坦桑尼亚的两个地区，后续需要更广泛的研究来涵盖不同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系统，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总体而言，该研究为认识农业犯罪受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呼吁社会更加关注农业犯罪问题，并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这对于保障农村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