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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数字健康素养(DHL)与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关系,安徽医科大学研究人员构建链中介模型研究发现,DHL 不仅直接影响,还通过社会支持(SSRS)和抑郁(SDS)间接影响自我管理行为,为提升患者健康行为提供依据。
在全球老龄化加速的浪潮中,慢性病如同隐匿的 “健康杀手”,正悄然威胁着无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的报告显示,全球约 4110 万人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离世,占总死亡人数的 71%,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5200 万。在中国,超过 1.8 亿老年人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缠身,占慢性病病例总数的 75% ,在总死亡人数中占比高达 88.5%,承担着 70% 的疾病总负担。其中,农村老年群体由于医疗资源匮乏、经济条件受限、健康意识淡薄等因素,更是深受慢性病的困扰,他们的健康管理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难题。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医疗逐渐崭露头角,为慢性病管理带来了新的曙光。然而,老年人在数字技术面前却面临诸多挑战,其数字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推广。目前,虽然不少研究关注到了数字健康素养与慢性病管理的关联,但针对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且多数研究仅聚焦于单一慢性病,缺乏对整体慢性病群体的综合考量,同时对于数字健康素养影响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的内在机制也知之甚少。
为了深入剖析这一复杂问题,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勇挑重担,开展了一项意义非凡的研究。他们以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链中介模型,旨在探究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DHL)对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Behaviour,CDSMS)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和抑郁(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在其中的链中介作用。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从安徽省农村地区招募了 202 名老年慢性病患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考虑到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研究人员耐心地一对一询问并记录答案,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研究人员运用多种量表进行数据采集,如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用于衡量患者获取、评估和应用数字健康信息的能力;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估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抑郁自评量表衡量患者的抑郁程度;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则用于评价患者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实际行为表现 。随后,借助 SPSS 29.0 和 AMOS 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全面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结果方面,研究人员首先对参与者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年龄、教育程度、退休前工作类型、养老金水平、手机上网时长、患病数量、患病时长以及疾病负担的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其自我管理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年龄小于 70 岁、教育程度较高、退休前从事非农业工作、养老金水平较高、手机上网时长大于 3 小时、患病数量较少、患病时长较短且无疾病负担的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得分相对较高。
接着,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发现,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数字健康素养、社会支持和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水平较低,且存在轻度抑郁倾向。同时,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与数字健康素养、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数字健康素养与社会支持正相关,与抑郁负相关;社会支持与抑郁负相关。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健康素养与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直接支持了研究假设 H1。同时,数字健康素养与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均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 H2a 和 H2b;数字健康素养与抑郁、抑郁与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均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假设 H3a 和 H3b;社会支持与抑郁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假设 H4。
通过 Bootstrap 检验深入探究社会支持和抑郁的间接效应发现,社会支持和抑郁的总间接效应值为 0.167,占总效应的 36.07%。具体来看,存在三条间接影响路径:数字健康素养通过影响社会支持,进而影响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间接效应值为 0.055;数字健康素养通过影响抑郁,间接影响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间接效应值为 0.094;数字健康素养通过影响社会支持,进而影响抑郁,最终影响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间接效应值为 0.018。
综合研究结果,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一,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其二,数字健康素养、社会支持和抑郁是影响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三,数字健康素养不仅直接作用于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还通过社会支持和抑郁的直接中介效应以及两者的链中介效应间接发挥作用。
从研究意义上看,此次研究成果意义深远。在理论层面,它拓展了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的研究样本范围,丰富了影响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因素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数据支持。从实践角度出发,研究结果为提升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自我管理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健康部门可依据这些结论,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数字健康教育,重视从 “未病” 阶段培养他们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同时关注他们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状况,采取措施增加社会支持,从而放大数字健康素养对自我管理行为的积极影响,促进农村老年人主动参与健康管理,提升整体健康水平。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Geriatrics》杂志上,为全球范围内关注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未来,期待更多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进一步完善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策略,为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福祉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