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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研究人员开展 “Psychiatric disorders following the clustering of family disadvantages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a multigenerational cohort study” 主题研究，发现祖辈和父辈的多种劣势会增加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改善上代环境可降低风险，该研究对相关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近年来，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如瑞典，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以往研究表明，早期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与后代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像家庭收入低、父母教育程度低、家庭结构不稳定等因素，都可能增加后代患精神疾病的风险。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亲子关系，对于家庭劣势如何在多代间传递并影响后代精神健康，尤其是第三代精神健康的研究相对匮乏。同时，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关注单一变量与精神健康的关系，忽略了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看待个体可能经历的多种家庭劣势。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多代队列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上。
研究人员利用斯德哥尔摩出生队列多代研究（Stockholm Birth Cohort Multigenerational Study，SBC Multigen）的数据，采用队列研究设计，对三代人进行了研究。研究样本包括 1953 年出生的 11,299 人（父辈）、他们的 22,598 名父母（祖辈）以及 24,707 名成年子女（孙辈）。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劣势（包括社会经济方面如低收入、无业、拥挤居住、单亲家庭，心理社会方面如单亲家庭、少女怀孕、父母精神疾病、父亲犯罪等）在祖辈和父辈的聚类和传递模式，以及其与孙辈精神疾病（根据 18 岁至 2019 年住院诊断中主要或辅助诊断为精神和行为障碍来确定）之间的关联。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使用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分别确定祖辈和父辈的潜在类别，将所有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的二元指标纳入 LCA 模型，通过逐步增加潜在类别数量，并综合考虑多种拟合统计量来选择最优类别数。接着进行潜在转换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LTA），以估计家庭劣势在祖辈和父辈之间的转换概率 。之后，为每个孙辈分配最合适的祖辈和父辈潜在类别，并基于逻辑回归分析估计不同潜在类别下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还按孙辈性别进行分层分析。同时，研究人员开展了敏感性分析，分别对样本中孙辈随访至 30 岁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以及调整家庭内观察的聚类 / 非独立性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祖辈和父辈各自存在多种中高水平的劣势，这些劣势会显著增加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通过 LCA 分析，研究人员确定了祖辈和父辈各自的五种潜在类别。其中，祖辈的类别包括 “高水平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High-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s，H-SP）”（2.5%）、“高水平社会经济劣势（High-level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s，H-S）”（7.0%）、“高水平拥挤（High-level overcrowding，H-OC）”（10.7%）、“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Medium-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s，M-SP）”（11.9%）和 “无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No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N-SP）”（68.0%）；父辈的类别有 “高水平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H-SP）”（4.4%）、“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伴高水平少女怀孕（Medium-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s, with high-level teenage motherhood，M-SP, H-TM）”（1.9%）、“中等水平心理社会劣势，伴高水平单亲家庭（Medium-level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s, with high-level single parenthood，M-P, H-PA）”（11.7%）、“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伴高水平低收入（Medium-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s, with high-level low income，M-SP, H-LI）”（16.8%）和 “无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劣势（N-SP）”（65.2%）。 逻辑回归分析表明，来自祖辈 M-SP 类和父辈 H-SP 类的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最高；其次是祖辈 H-S 类和父辈 M-P, H-PA 类的孙辈。总体而言，孙辈男性和女性的患病概率模式相似。在敏感性分析中，当孙辈随访至 30 岁时，部分结果有所变化，但总体趋势一致。研究还发现，祖辈和父辈均为 H-SP 类的转换模式，在女性孙辈中预测的精神疾病概率最高，在男性孙辈中排第二；而祖辈 H-S 类和父辈 M-P, H-PA 类的转换模式，在男性孙辈中预测的精神疾病概率最高，在女性孙辈中排第三 。此外，从祖辈各类别转换到父辈 N-SP 类的模式，通常预测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较低。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确定了祖辈和父辈的家庭劣势模式，发现多代家庭劣势的传递对孙辈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祖辈的社会经济劣势与父辈的心理社会劣势（尤其是单亲家庭）相结合，会使孙辈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大幅增加。同时，上代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环境的改善，能显著降低孙辈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且这种影响在孙辈性别上无明显差异。研究还发现，从祖辈到父辈，社会经济因素在区分不同群体时的相关性下降，而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增强，这可能反映了瑞典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变化。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理解家庭劣势如何影响后代精神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多代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以减轻家庭劣势对后代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制定综合支持体系，同时关注社会经济和心理社会因素，提升父母的心理社会福祉，充分发挥祖辈等其他成年人的支持作用，从而改善后代的精神健康状况。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仅选取了部分劣势因素进行研究，精神疾病的测量仅基于住院登记数据，无法获取遗传信息，存在家庭内观察的聚类 / 非独立性问题，以及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可能受限等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纳入更多影响因素，改进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探究家庭劣势与后代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