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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Z 的幸福问题备受关注，研究人员开展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Gen Z wellbeing” 主题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幸福和韧性，个人特质（如外向性）也有积极作用，但未发现技术负面影响。该研究为关注 Gen Z 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在当今社会，不同代际有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其中，Gen Z（出生于 1997 - 2012 年）成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技术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然而，这一代却面临着诸多幸福相关的挑战。多项调查表明，Gen Z 中感到压力或焦虑的比例较高，比如 2021 年德勤全球调查显示，46% 的 Gen Z 表示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这种感受 。同时，疫情的冲击也给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了心理健康。
幸福对于个人的创造力、生产力等方面至关重要，尤其对于即将在 2025 年占据约 27% 劳动力的 Gen Z 来说，解决他们的幸福问题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来自印尼 Binus University、Universitas Katolik Darma Cendika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探索影响 Gen Z 幸福感（Wellbeing）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选取了 408 名印尼 Gen Z 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便利抽样收集数据。研究涉及的变量包括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韧性（Resilience）、外向性（Extraversion）、错失恐惧（FoMO）、屏幕时间和幸福感（Wellbeing）等。为测量这些变量，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组测量指标，如用 12 个项目测量社会支持，“I have friends to whom I can share my feeling” 等。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 Smart - PLS 进行测量模型分析和结构模型分析，以此来验证测量项目的有效性和评估变量间的关系。
在人口统计学和描述性分析方面，408 份问卷全部有效。其中男性占 41.9%，女性占 57.8%，多数为大学生（78.7%），主要居住在 Jabodetabek（大雅加达）和爪哇其他地区。从描述性分析来看，多数受访者略显外向，略微不同意自己有 FoMO，也略微不同意自己有韧性，平均每天花 1 - 3 小时在社交媒体屏幕前，认为自己有良好的社会支持，但对自身幸福感稍有不满。
测量模型分析中，剔除了部分外载荷小于 0.6 的指标，如 AST2、IR2 等。剩余指标的平均方差提取（AVE）、组合信度（CR）和克隆巴赫 α 系数等显示出可接受的值，表明这些指标具有收敛效度和可靠性。同时，通过交叉载荷分析、异特质 - 单特质（HTMT）比率和 Fornell - Lacker 准则等分析，结果表明指标符合区分效度标准。
结构模型分析发现，所有指标和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 5，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社会支持对韧性的解释力较弱（R2为 0.202），但社会支持、外向性、FoMO 等因素对幸福感有一定的解释力（R2为 0.632） 。具体来看，社会支持对韧性（系数为 0.430，T 值为 9.916）、对幸福感（系数为 0.401，T 值为 10.236），韧性对幸福感（系数为 0.222，T 值为 4.724），外向性对幸福感（系数为 0.352，T 值为 8.169）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FoMO 对幸福感（系数为 - 0.018，T 值为 0.807）和屏幕时间对幸福感（系数为 - 0.0386，T 值为 0.829）的影响不显著。
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作为外部因素，对 Gen Z 的幸福感和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韧性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总影响较强。个人特质中的外向性也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但研究未发现技术（FoMO 和屏幕时间）对 Gen Z 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可能原因是 Gen Z 作为数字原住民，更善于应对技术带来的压力，能有效管理屏幕时间。
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拓展了社会支持对韧性和幸福感影响的知识，证实了幸福感受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也为技术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实践中，为家长、教育者和企业提供了指导，建议他们给予 Gen Z 支持，培养其韧性，同时关注技术使用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样本仅来自印尼 Gen Z，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探究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采用纵向和定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究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