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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缺乏性贫血（IDA）与消化系统癌症（DSCs）关系不明。研究人员开展双向孟德尔随机化（MR）研究，整合相关数据评估两者因果关联。结果显示，IDA 与 DSCs 间无因果关联。该研究为探究两者关系提供遗传依据。
在健康医学领域，消化系统癌症（DSCs）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结肠、直肠、胃和肝癌等都位列全球十大常见癌症之中。而铁缺乏性贫血（IDA）常常源于胃肠道，是消化系统疾病常见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 IDA 和 DSCs 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可到底谁是因谁是果，或者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是发现两者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比如人口统计学变量、IDA 的诊断准确性和严重程度、治疗情况、随访时长以及其他炎症性疾病等，所以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真正的因果方向。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来自常州市妇幼保健院消化内科和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研究人员 Yan Qin 和 Rong Zhou 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Discover Oncology》上，为解开 IDA 和 DSCs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研究人员采用了双向孟德尔随机化（MR）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利用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IV），可以帮助推断暴露因素和结果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 ，能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就像是给研究找到了一个相对 “纯净” 的环境，让结果更加可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公开可用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数据。其中，IDA 的 GWAS 数据来自 FinnGen 的 finn-b-D3_ANAEMIA_IRONDEF 数据集，包含 6087 名欧洲裔 IDA 患者和 211115 名对照。而 5 种 DSCs（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胰腺癌和肝癌）的数据则来自《Nature Genetics》杂志发表的生物样本库规模数据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关联工具。
在选择工具变量时，研究人员筛选了与 IDA 相关且次要等位基因频率（MAF）>0.01、P<5×10??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 ，同时还通过一系列计算和筛选，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偏差和连锁不平衡（LD）的影响。在反向分析中，针对不同的 DSC 也进行了类似严格的筛选过程。
随后，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 MR 分析方法，包括随机效应逆方差加权法（IVW）、加权模型、加权中位数估计（WME）、MR-Egger 回归和 MR-PRESSO 等 ，从不同角度评估 IDA 和 DSCs 之间的因果关联。并且，他们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通过 Cochran’s Q 检验评估 IVs 之间的异质性，利用 MR-Egger 回归和 MR-PRESSO 检测潜在的多效性和异常值，以此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是工具变量的选择。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用于分析的 SNPs。在正向分析中，12 个与 IDA 相关的 SNPs 被用作工具变量；在反向分析中，针对不同类型的 DSC 也筛选出了相应数量的 SNPs 作为工具变量。
接着是 IDA 对 DSC 发展的因果影响分析。通过多种 MR 方法分析后发现，IDA 与结直肠癌（优势比 [OR]：1.00；95% 置信区间 [CI] [0.76, 1.31]；P=0.979）、食管癌（OR：0.94；95% CI [0.67, 1.31]；P=0.699）、胰腺癌（OR：1.14；95% CI [0.68, 1.92]；P=0.615）、肝癌（OR：1.12；95% CI [0.51, 2.47]；P=0.776）和胃癌（OR：1.04；95% CI [0.71, 1.54]；P=0.830）的发病风险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联。
然后是 5 种 DSC 类型对 IDA 发展的因果影响分析。结果显示，除了结直肠癌（OR=0.92；95% CI [0.86, 0.99]；P=0.030）外，其他 DSC 对 IDA 风险均无统计学显著影响。不过，结直肠癌与 IDA 之间的因果关联在 IVW 分析中得到的结果，并未得到其他分析方法（如加权模式、加权中位数方法和 MR-Egger）的支持，这也提示研究人员在解读该结果时需要格外谨慎。
最后是敏感性分析结果。MR-Egger 截距检验表明，没有实质性证据显示存在显著的水平多效性。但 Cochran’s Q 检验发现，结直肠癌的因果估计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Q = 25.462，P=0.002） 。留一法分析和 MR-PRESSO 方法检测结果都表明，整体因果估计未受个别有影响的 IV 的影响，且未检测到异常值。
综合来看，该研究通过双向 MR 分析，发现 IDA 与 5 种主要 DSC 的发病风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这一结果与之前一些流行病学研究的结论相悖，也为癌症预防的公共卫生干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它提示临床医生在评估 IDA 患者的癌症风险时，不能仅仅依赖 IDA 这一因素，而应更加关注伴随的风险因素，进行个体化评估。同时，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更综合的生物标志物组合，以更准确地预测 DSC 的风险。虽然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可能受到多效性、未调整的混杂因素以及研究人群代表性等问题的影响，但它仍然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即未来应开展更大样本量、更精细的遗传研究，探索基因 - 环境相互作用，并整合其他组学数据，以深入揭示 IDA 和 DSCs 之间的潜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