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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童年不良经历（ACEs）与成年健康风险行为的关系，温州医科大学等研究人员对中国农民工展开研究。结果显示，ACEs 通过影响家庭功能间接影响成年风险行为，且该中介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NGMWs）和第一代农民工（FGWs）间存在差异。这为干预提供依据。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022 年已达 2.92 亿，预计到 2030 年仍超 2.9 亿 。他们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力量，却面临诸多健康问题。健康风险行为在这一群体中极为普遍，像抽烟、无保护性行为以及自杀倾向等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有研究发现，超 5000 名农民工的吸烟率达 32.5%，远高于普通人群的 22.3%；还有研究显示，12.8% 的农民工曾有自杀念头，是普通人群的约三倍 。这些风险行为不仅严重威胁农民工个人的身心健康，还加重了社会医疗负担。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涵盖童年时期遭受的忽视、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等，被证实会增加成年后不良健康行为和不良健康结局的发生风险 。而家庭功能，体现在家庭内部的情感支持、沟通质量、角色清晰程度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在 ACEs 与成年后健康风险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中国农民工群体中这些因素的关联，并且不同代际农民工在这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也尚不明确。为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温州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Population Health Metrics》杂志上，为制定针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关键依据，对改善农民工健康状况、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浙江温州招募了 2187 名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温州作为经济发达城市，拥有近 900 万农民工，样本具有代表性。纳入标准为拥有农村户口、在城市工作但无当地户口且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的农民工，排除无法独立完成问卷、存在明显认知障碍或有精神疾病症状影响问卷作答的人员 。研究中，利用修订版童年不良经历问卷（ACEQ - R）评估 ACEs，使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衡量家庭功能，借助健康风险行为量表测定健康相关风险行为 。在统计分析阶段，运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初步分析，随后构建中介模型和调节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变量间的关系 。
描述性分析
研究样本中男性 1030 人（47.10%），女性 1157 人（52.90%）。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 12.98%，初中占 41.02% ，高中占 25.01% ，大专占 12.21% ，本科及以上占 8.78% 。参与者年龄在 18 - 4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7.63 岁（SD = 6.51） 。ACEs、家庭功能和健康风险行为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1.87（SD = 1.89） 、125.71（SD = 17.59）和 32.14（SD = 9.36） 。从代际来看，FGWs 占 39.19%，NGMWs 占 60.81%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FGWs 和 NGMWs 在健康风险行为、ACEs 和家庭功能上均无显著差异 。相关性分析表明，年龄与教育程度、代际呈正相关，与性别呈负相关；ACEs 与教育程度、家庭功能呈负相关，与健康风险行为呈正相关；健康风险行为与性别、家庭功能呈负相关 。
中介分析
构建中介模型后发现，ACEs 在回归模型中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功能（β = - 0.33，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健康风险行为（β = 0.25，p < 0.001） ；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健康风险行为（β = - 0.15，p < 0.001） 。效应分解结果显示，ACEs 通过家庭功能对健康风险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估计值为 0.05，95% CI 0.03 - 0.07，p < 0.001） ，约 16% 的总效应由家庭功能介导，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同时，ACEs 对健康风险行为的直接效应在控制中介变量后仍显著（估计值 = 0.25，95% CI 0.20 - 0.30，p < 0.001） 。
代际差异
将农民工代际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调节中介分析，发现代际仅对家庭功能与健康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β = 0.09，t = 2.06，p <0.05） ，NGMWs 中家庭功能与健康风险行为的负向关联更强 。进一步分别对 FGWs 和 NGMWs 进行中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NGMWs 中 ACEs 通过家庭功能对健康风险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IDE = 0.06，95% CI 0.04 - 0.09，p < 0.001） ，而 FGWs 中该间接效应较小且不显著（IDE = 0.03，95% CI - 0.001 - 0.060，p> 0.05） 。正式的调节中介检验表明，两代人间间接效应的差异显著（IDE：difference = 0.03，p < 0.05） 。
敏感性分析
对 NGMWs 中介效应进行敏感性分析，当敏感性参数（ρ）达到 - 0.2 时，中介效应不再显著（95% CI [- 0.029，0.013]） ，且使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CME）无效所需的未测量混杂因素解释的方差较低（RM2?RY2=0.04） ，说明中介效应虽有一定稳健性，但对特定水平的未测量混杂因素较为敏感 。
研究证实，ACEs 会通过影响家庭功能，进而间接影响中国农民工成年后的健康风险行为 。而且，这一中介机制在 FGWs 和 NGMWs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功能在 NGMWs 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更为突出 。FGWs 大多来自传统农村，家庭结构稳定，受传统集体主义文化影响较大；NGMWs 成长于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时期，家庭环境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更注重个体自主性 。因此，NGMWs 对家庭功能的变化更为敏感，家庭功能在其 ACEs 与健康风险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更强 。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方面，提示干预措施应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关注童年创伤及其影响；预防工作要重视家庭动态，增强受早期逆境影响人群的心理韧性；此外，了解代际差异有助于根据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不过，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顺序；使用自我报告测量方法，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样本局限于中国内部农民工，研究结果在其他迁徙背景或国家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如此，该研究为后续干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改善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