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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生态危机引发的焦虑研究中，概念和测量存在不足。研究人员以 322 名德语区参与者为样本，研究德国霍格生态焦虑量表（HEAS）的心理测量特性及相关因素。结果显示该量表可靠有效，心理困扰是生态焦虑的重要预测因素。此研究为相关测量和干预提供依据。
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气候焦虑”“生态焦虑” 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然而，对于这些因生态危机产生的负面情绪，学界的定义和理解却莫衷一是。“气候焦虑” 是个体面对气候变化对自身和集体福祉的现实威胁时的情绪反应；“生态焦虑” 含义更为宽泛，不局限于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 。但在实际研究中，二者常被混为一谈。而且，生态焦虑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有研究推测它们呈倒 U 型关系，即适度焦虑促进亲环境行为，过低或过高焦虑则抑制该行为。
为了深入理解生态焦虑，更好地利用其推动亲环境行为，同时也为解决现有研究中对生态焦虑测量和相关因素分析的不足，德国马格德堡 - 施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Magdeburg-Stendal）和新勃兰登堡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Neubrandenburg）的研究人员 Lara Denise Henschel、Gabriele Helga Franke 和 Melanie Jagla-Franke 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 样本采集：通过在线调查平台SosciSurvey.de，利用滚雪球法在社交媒体和大学邮件列表发布招募信息，最终收集到 322 名德语区参与者的数据。
- 量表测量：使用德国版霍格生态焦虑量表（HEAS）测量生态焦虑水平，该量表包含 13 个项目，涉及情感症状、反刍、行为症状和个人影响焦虑 4 个维度；同时采用气候焦虑量表（CAS）的德国改编版测量气候焦虑，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S）评估心理困扰，以奥斯陆社会支持量表（OSSS-3）测量社会支持，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ASKU）衡量自我效能。
- 数据分析：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9 和 AMOS 2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可靠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等 。
研究结果如下：
- 量表结构与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HEAS 的四因子模型能较好拟合数据，各项目在对应因子上的载荷为中等至高水平（0.67 - 0.93）；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如比较拟合指数（CFI）为 0.96、塔克 - 刘易斯指数（TLI）为 0.94 等，显示模型可接受；而二阶模型拟合效果较差。此外，HEAS 总量表（α = 0.91，ω = 0.91）及各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良好，表明量表可靠性高。
- 相关性分析：HEAS 各子量表及总量表与 CAS 显著正相关，与 SCL-90?-S 的全球严重程度指数（GSI）也呈显著中等到高度相关，说明量表具有收敛效度；与 OSSS-3 和 ASKU 存在部分显著低负相关，体现了一定的区分效度。在社会人口学变量方面，生态焦虑与是否有孩子、就业状况、家庭净收入和居住地区等存在显著小相关性 。
- 社会人口学差异：女性在个人影响焦虑子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未育者在 HEAS 总量表、情感症状和个人影响焦虑子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已育者；不同年龄组在 HEAS 各量表上未发现显著差异 。
- 影响因素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心理困扰、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这三个变量中，只有心理困扰对生态焦虑有显著影响，可解释约 28% 的生态焦虑方差 。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德国版 HEAS 是评估生态问题焦虑的可靠有效工具，其多维结构得到验证，虽二阶模型拟合不佳，但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优秀，可作为测量生态焦虑的可靠指标。研究还发现生态焦虑在某些社会人口学群体中更为普遍，如年轻、单身、未育、高学历、失业、高收入和居住在德国西部的人群。心理困扰是生态焦虑的重要预测因素，而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对生态焦虑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来缓解生态焦虑的干预措施可能并不有效。
这项研究对于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准确测量生态焦虑提供了有力工具，有助于从业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更好地评估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反应，为后续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不过，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样本代表性不足，多为年轻、女性和高学历人群，未来研究需基于更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