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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人类冲突与生物多样性知识关系的研究中，Hilario–Husain 团队研究存疑。本文研究人员重新分析，发现原研究数据有缺陷、方法不可靠。新研究揭示二者关系复杂，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神秘的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的基础，它关乎生态平衡、资源供应以及人类的未来。然而，人类社会的冲突却如同一股暗流，悄然影响着生物多样性。过去的研究虽已察觉到战争和长期人类冲突对生物多样性知识存在负面影响，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却如同被迷雾笼罩，模糊不清。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此前，Hilario–Husain 及其同事（以下简称 “HH”）针对菲律宾棉兰老岛开展研究，试图揭示人类冲突与生物多样性知识之间的联系。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诸多争议，这促使其他研究人员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等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针对 HH 的研究展开深入探讨。研究人员发现，HH 的研究存在诸多缺陷，其研究结论可能并不准确。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npj Biodiversity》杂志上，为后续更加科学、严谨地研究生物多样性与冲突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进行了重新建模分析。他们以省级冲突频率、冲突点距离（m）和分类群为变量，对省级物种丰富度进行建模。在数据处理方面，与 HH 不同，他们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数据进行筛选、整理，避免数据偏差。同时，他们也参考了多种数据来源，而不是仅依赖单一数据库。
研究结果
- 数据缺陷：HH 研究中使用的 MOBIOS + 数据库存在大量问题，比如遗漏棉兰老岛生物多样性的参考文献、物种记录错误且过时、分类处理不清晰，部分分类群覆盖不足等。研究人员发现约 90 条可疑物种记录，可能影响物种丰富度计算和后续分析。而且该数据库仅整合部分文献数据，忽略了其他重要数据来源，如分类学和系统学出版物、自然历史笔记、公民科学数据等。
- 方法不可靠：一是 HH 对物种丰富度的处理不清晰，仅依赖 MOBIOS + 数据库，未综合考虑其他数据，导致数据偏差。二是其研究方法细节缺失，无法明确样本构成，使 “观察到的物种丰富度” 难以重现和解释。三是测量物种出现点到最近冲突点距离的方法存在问题，坐标参考系统、邻近点数量和最大距离阈值等设置不明确，原始坐标数据精度不一，影响计算可靠性。
- 重新分析结果：研究人员重新建模分析后发现，虽然观察到的物种丰富度与省级冲突频率、冲突点距离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冲突相关变量对解释观察到的物种丰富度变化的贡献仅约 2% 。而且，不同分类群对冲突的响应存在差异。处理采样偏差后，冲突频率仍显著，但冲突点距离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植被预测因子对生物多样性记录影响不明显。此外，研究还发现，开放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数据点频率更高，该栖息地物种丰富度低更多归因于栖息地特征，而非冲突相关偏差。
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指出了 HH 研究在数据、方法和结论解释等方面的不足。HH 研究数据存在缺陷、关键变量定义模糊、方法缺乏严谨性和可重复性，无法有力支持其结论。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如菲律宾，研究冲突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意义重大。但像 HH 这样的研究，因依赖不充分的生物多样性数据来源，过度简化棉兰老岛冲突的复杂性，得出的结论可能误导读者。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在研究此类复杂关系时，应采用透明、统计稳健、方法严谨且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避免使用因果性语言误导他人。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也提醒科研人员在研究复杂生态问题时要更加严谨、全面，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