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儿童福利机构中"隐形"性虐待的工作实践：对当代儿童保护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50-1970年代儿童福利机构中系统性隐藏的性虐待现象，通过访谈曾任职于NSW Child Welfare Department的专业工作者，揭示了机构内军事化管理、暴力规训和话语压制如何共同构成"制度性盲视"。研究发现四个关键机制：1)男性权威主义议程对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双重控制；2)通过暴力关系塑造"模范公民"；3)替代性专业话语的压制；4)专业人员与收容者间的信任鸿沟。该研究为当代儿童福利和少年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警示，特别对原住民儿童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在澳大利亚儿童福利史上，一段被刻意遮蔽的黑暗篇章正逐渐浮出水面。2012-2017年皇家委员会调查揭露，二十世纪中期新南威尔士州的儿童福利机构中存在系统性虐待现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当时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竟对此毫不知情。这种集体性的"制度性盲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机制和社会结构？这正是Jan Mason团队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发表的研究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研究团队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对10位曾任职于NSW Child Welfare Department的专业人员（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行政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结合国家图书馆"儿童与国家"口述史项目档案、皇家委员会案例研究7号报告等四类数据源。通过历史社会学视角，研究者重构了1950-1970年代儿童福利机构的权力运作机制。

研究发现被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

3.1. 男性权威主义议程对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双重控制
机构采用源自殖民时期军舰管理模式的军事化体系，管理人员多为二战退伍军人，通过"守卫日志"等制度实施绝对控制。一位受访者回忆："孩子们像士兵一样被训练，稍有差错就要跪着移动砂岩块'擦甲板'"。这种暴力文化使专业人员（多为年轻女性）处于"中间人"困境，既无法获得管理层的尊重，也难以建立儿童信任。

3.2. 被"他者化"的儿童：暴力关系中的"模范公民"塑造
收容儿童多来自贫困家庭或原住民社区，被贴上"道德污垢"标签。女孩若遭遇性侵后离家，反而会以"暴露于道德危险"罪名被收容。档案显示，1961年帕拉马塔训练学校暴动中，36名举报性侵的女孩反被判处苦役，凸显制度如何通过暴力压制反抗。

3.3. 危机中的专业人员：替代性话语的压制
持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历的专业人员试图引入人性化干预，但遭遇系统性排斥。一位心理学家回忆，当她建议用咨询替代隔离惩罚时，管理层故意将问题女孩大量转介给她导致职业倦怠。年轻女性专业人员常被故意置于危险情境，如有性犯罪记录的男孩评估时撤走安保人员。

1. 专业人员与收容者间的信任鸿沟
   阶级、种族差异加剧了信任危机。一位心理学家描述："原住民孩子测试时低头不语，我只能备注结果可能不准"。发展心理学评估工具将儿童物化为"测量对象"，强化了制度性的"去人性化"过程。

研究结论深刻揭示了暴力如何成为维持制度稳定的核心机制。在军事化管理、种族阶级歧视和专业话语压制的三重作用下，儿童性虐待得以系统性隐匿。这一发现对当代儿童保护具有警示意义：当前澳大利亚少年司法机构（如Don Dale）对原住民儿童的暴力事件频发，正是这种制度遗产的延续。研究者建议借鉴#MeToo运动经验，将反暴力视角扩展至监狱、福利服务等"殖民父权制"机构，从根本上重构儿童保护体系。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分析层面从个体施害者转向制度暴力，通过"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儿童虐待与殖民统治、军事文化的深层关联。正如研究者指出，只有当专业话语不再被压制，当儿童的声音不再被系统性地消音，真正的儿童保护才可能实现。这一发现不仅对澳大利亚，对全球儿童福利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