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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医学人类学在传染病流行过程中的多方面贡献。从人畜共患病传播（zoonotic spillovers）、疫情应对到疫情防范，医学人类学都能提供独特视角，助力理解社会因素对疫情的影响，推动多学科协作应对疫情。
医学人类学在传染病研究中的多元角色
传统的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方法在应对传染病疫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医学人类学在疫情应对中也能贡献重要力量。医学人类学利用民族志等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研究健康与疾病问题，为传染病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医学人类学对人畜共患病传播和出现的见解
人畜共患病传播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医学人类学家参与多学科团队研究，关注人类与动物接触过程及可能导致病原体传播的行为。与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不同，他们从更广泛的生活领域出发，分析人类与动物互动如何引发病原体传播，还重视非生物医学知识，追求更全面公正的健康认知。
以 HIV-1M病毒从灵长类动物传播到人类的事件为例，以往 “切割猎人” 的解释存在局限，未充分考虑病毒传播途径、历史背景等因素。医学人类学家通过实地和档案研究发现，HIV-1M的传播和出现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殖民统治下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如生态、经济、人口流动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类似研究也为 HIV-2 在西非出现的社会政治因素提供了深刻见解。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补充了生物医学分析，还为预防措施提供了依据，如改进屠宰和肉类处理的防护设备。
医学人类学在疫情应对中的多方面贡献
- 揭示疫情负担的不平等：疫情造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不同人群中分布不均，这受生物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医学人类学家用民族志方法强调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如梅里尔?辛格提出的 “综合征（syndemics）” 概念，描述疾病与社会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保罗?法默强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贫困等结构性暴力对健康的影响。在 COVID-19 疫情中，研究发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导致不同人群在病毒暴露、诊断和治疗机会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还影响人们应对疫情防控措施的能力。而且，这些不平等贯穿疫情应对全过程，包括接触追踪、防控措施实施、诊断治疗和社会经济层面。例如，在埃博拉疫情期间，人类学家助力加强接触追踪工作，改善隔离人员生活条件，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实用建议。
- 审视健康系统在疫情中的问题：医学人类学家对健康系统进行批判性研究，发现疫情期间诊断、治疗和护理存在诸多障碍。物质方面，存在医护人员薪酬不足、医疗设施短缺、人员培训不足或过度劳累、交通不便等问题；社会方面，潜在用户对医疗系统了解不足、语言障碍、对公共卫生官员和医护人员缺乏信任，以及医护人员和公众存在污名化和偏见等情况。如在委内瑞拉霍乱疫情中，公共卫生官员忽视当地贫困和医疗设施缺乏的情况，将责任归咎于当地居民，未能提供足够治疗。医学人类学家基于实地研究，找出护理缺陷并提出干预措施，以满足边缘化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 剖析疫情中的信息疫情：医学人类学家关注疫情期间的信息疫情，即传播迅速、误导性的过量信息。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反驳错误信息，而是探究信息背后的故事，挖掘传播者的潜在焦虑、信息传播的原因及其对疫情期间行为的影响。例如，在欧洲，关于 COVID-19 疫情起源的各种谣言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退休制度、社会支持模式、世界格局变化以及财富积累等问题的讨论和焦虑，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疫情期间的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
- 探究防控措施的实施和疫情后果：医学人类学家研究公众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接受程度及措施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疫苗是预防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但存在接种覆盖率不均的问题，这既源于全球南方国家获取疫苗的不平等，也与疫苗分发、储存和配送困难以及部分人群的疫苗犹豫或拒绝有关。医学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研究挖掘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如对国家和生物医学机构的不信任。此外，他们还发现一些人群在遵守防控措施时面临困难，防控措施可能加剧社会和健康不平等。研究还评估了疫情的长期后果，如埃博拉疫情后，获得社会保护和就业支持的幸存者生活状况明显改善，这表明社会保护政策在疫情后具有重要意义。
医学人类学在大流行防范中的作用
医学人类学家对大流行防范进行批判性审视，参与制定更具协商性和共识性的防范政策。与侧重于避免已知风险的 “预防” 不同，“防范（preparedness）” 假定事件可能无法避免，通过模拟和情景规划等方式了解潜在后果。
批判医学人类学对疫情防范的目标、主体、原因、实施过程等提出质疑，如大规模动物病毒采样研究是否合理，资源应如何分配等问题。同时，医学人类学家提出更公平的地方层面大流行防范模型，该模型关注健康和社会不平等，制定更灵活的防控措施，与各方合作应对疫情长期后果并为未来疫情做准备，与自上而下的防范计划不同，更注重咨询各方意见，确定当地优先事项。
总结与展望
医学人类学在传染病流行的各个环节都有重要贡献，它不仅能揭示人畜共患病传播和疫情出现的原因，还能剖析疫情期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评估健康系统问题，处理信息疫情，研究防控措施实施情况和疫情后果，优化大流行防范政策。未来，医学人类学家与临床微生物学家的合作有望深入探究生物和社会因素在特定人群和地点引发疫情的机制。双方可借鉴 “生物民族志（bioethnography）” 方法，融合人类学和生物学研究工具，共同应对传染病研究中的复杂问题，为全球健康事业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