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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问题日益严峻，减重手术成为有效治疗手段。为探究 BRI 在减重手术中的应用，研究人员分析患者术后数据。结果发现三种 BRI 轨迹，且与代谢风险相关，SG 加手术或有益。该研究为手术决策和代谢管理提供参考。
近年来，肥胖在我国呈快速增长态势，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超过 34.8% 的人口达到超重或肥胖水平，这给人们的健康带来诸多挑战，如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等。对于严重肥胖者而言，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变往往难以逆转体重增加的趋势，而减重手术则成为目前唯一长期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评估肥胖及相关代谢风险方面，传统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虽应用广泛，但存在诸多局限性。它无法准确反映脂肪分布，对肌肉量低的个体可能低估肥胖程度，且在预测腹部肥胖方面敏感度有限。相比之下，身体圆度指数（Body Roundness Index，BRI）将人体看作椭圆体，通过计算相对高度周长来衡量身体的圆度，更能突出腹部脂肪的积累，与腹部肥胖及代谢疾病风险高度相关，仅需测量腰围和身高，在肥胖筛查和代谢疾病风险评估方面极具潜力。然而，BRI 在减重手术人群中的应用却鲜有人研究，其与代谢风险的关联也尚不明确。
为填补这一空白，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纵向研究。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减重手术患者术后一年的 BRI 轨迹变化，并探究 BRI 水平与代谢生物标志物改善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从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和减重手术随访数据库中提取了患者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接受减重手术患者的多方面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手术细节、基线生活方式因素、人体测量指标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等。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技术方法。首先，采用生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GMM）对患者进行分组，依据术后一年的 BRI 轨迹模式将患者分为不同类别；其次，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计算不同 BRI 轨迹类别下，代谢生物标志物如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葡萄糖（GLU）和尿酸（UA）超出正常范围的比值比（OR）和 95% 置信区间（CI），以此来探究 BRI 与代谢风险的关系 。
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结果。
- 患者基线特征：研究最终纳入 669 例患者，其中女性 383 例（57.2%） ，平均年龄 31.70 ± 9.53 岁。不同手术组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饮食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 BRI 和 BMI 变化：所有患者基线时 BRI 平均为 8.28 ± 2.34，术后 12 个月降至 3.79 ± 1.39；BMI 从基线的 39.25 ± 6.96 kg/m2 降至术后 12 个月的 25.95 ± 3.74 kg/m2。不同手术方式对 BRI 和 BMI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 BRI 轨迹分类：基于 GMM 分析，患者的 BRI 轨迹可分为三类：高快速下降组、高逐渐下降组和低逐渐下降组。高快速下降组男性比例较高，接受 SG + JJB 手术的比例高；高逐渐下降组女性比例高，基线饮食行为和睡眠质量较差；低逐渐下降组肥胖程度最低，基线生活方式相对较好。
- BRI 轨迹与代谢异常风险的关联：以低逐渐下降组为参照，高快速下降组术后 12 个月 HDL-C 异常的风险显著增加；高逐渐下降组 TG、HDL-C、LDL-C 和 UA 异常的风险均显著增加。在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后，部分结果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论表明，减重手术患者术后一年的 BRI 轨迹能有效区分代谢风险水平。终点 BRI 最低的轨迹类别代谢异常风险最低；SG 加手术（如 SG + JJB、SADI-S）可能有助于改善高基线 BRI 患者的腹部肥胖和代谢状况，但 HDL-C 的改善可能需要更长观察时间。
该研究首次观察了中国减重手术患者术后一年的 BRI 轨迹，并探究其与代谢风险的关系，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随访时间仅为一年，可能无法完全反映长期效果；且为单中心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可能受限。未来需开展多中心、长期随访研究，进一步验证 BRI 在减重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