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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假信息泛滥的当下，年轻人深受其害。研究人员开展了 “Counteracting disinformation among young people” 主题研究，探究新开发的 DISI-BIMS 量表特性、人口统计学差异及与共情的关联。结果表明该量表可靠有效，且发现诸多差异和联系，为应对虚假信息提供依据。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虚假信息如同隐藏在暗处的 “毒瘤”，肆意蔓延。年轻人作为数字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常常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虚假信息不仅会误导年轻人的认知，还可能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信任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民主进程和公共话语。然而，以往研究发现，年轻人在面对虚假信息时，往往采取被动态度，这一现象令人担忧。为了深入了解年轻人应对虚假信息的机制，探究如何鼓励他们进行旁观者干预，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
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确认性因子分析（CFA）、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技术方法。样本选取了 726 名年龄在 13 - 23 岁的年轻人，涵盖不同性别、性取向和国籍背景。通过开发新的 Disinformati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Scale（DISI-BIMS，虚假信息旁观者干预模型量表），并结合 Basic Empathy Scale（基本共情量表）和社会人口学问卷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
- DISI-BIMS 量表的效度、信度及顺序步骤：CFA 结果显示，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各维度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 “Knowing” 子量表的收敛效度略低，“Noticing” 和 “Knowing” 子量表的区分效度欠佳。信度分析表明，量表整体表现良好。在顺序步骤测试中，原始模型拟合不佳，添加从 “Noticing” 到 “Knowing” 和从 “Responsibility” 到 “Acting” 的路径后，模型拟合显著改善。
- DISI-BIMS 模型步骤的描述性统计：参与者对各步骤的认同程度存在差异。“Emergency” 得分最高，表明年轻人普遍认为虚假信息是严重问题；“Acting” 得分最低，反映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的不足。“Noticing”“Emergency” 和 “Responsibility” 的回答相对一致，而 “Knowing” 和 “Acting” 的回答变异性较大。
- 测量不变性测试及人口统计学差异：测量不变性测试表明，DISI-BIMS 量表在不同年龄、性别、性取向和移民背景的群体中具有标量测量不变性。年龄方面，年长参与者在 “Noticing” 和 “Knowing” 上得分更高，在 “Emergency” 上得分更低；性别方面，女孩在 “Noticing” 和 “Knowing” 上得分低于男孩，在 “Emergency” 上得分更高；性取向方面，性少数群体在 “Emergency” 上得分高于异性恋群体；移民背景方面，有移民背景的参与者在 “Emergency” 上得分更高。
- 共情与 DISI-BIMS 模型步骤的关联：SEM 结果显示，情感共情与 “Noticing”“Emergency”“Responsibility”“Knowing” 和 “Acting” 均呈正相关；认知共情与 “Emergency”“Responsibility” 呈正相关，但与 “Noticing” 和 “Knowing” 呈负相关，且与 “Acting” 无显著关联。
研究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验证了 DISI-BIMS 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 “Knowing” 子量表的优化。研究揭示了年轻人在应对虚假信息时，在个人责任感和行动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不同年龄、性别、性取向和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对虚假信息的感知和反应存在差异，这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了依据。共情在年轻人应对虚假信息的过程中起着复杂的作用，情感共情促进干预，而认知共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阻碍行动。
该研究意义重大，为理解年轻人应对虚假信息的社会认知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成果有助于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交媒体平台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以鼓励年轻人积极对抗虚假信息。例如，教育项目可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责任感、提升应对技能；社交媒体平台可利用研究结果开发促进旁观者干预的功能。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样本的地理和文化同质性、依赖自我报告数据等。未来研究可从多方面进行拓展，如开展跨文化研究、采用多方法测量、纳入更多影响因素等，以进一步深化对该领域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