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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不同避孕方法对有妊娠期糖尿病史（GDM）女性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风险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仅孕激素避孕药（POCs），尤其是孕激素单药口服避孕药（POPs）和醋酸甲羟孕酮（DMPA）会显著增加 NAFLD 风险，而复方口服避孕药（COCs）无此关联，这为避孕咨询提供重要依据。
在女性健康领域，避孕与疾病风险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对于有妊娠期糖尿病史的女性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妊娠期糖尿病（GDM）不仅意味着孕期的血糖异常，还与后续多种健康问题紧密相连。这类女性在未来怀孕时复发 GDM 的风险较高，同时还面临着长期的糖代谢异常，像 2 型糖尿病、肝脂肪变性（也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的主要特征）以及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也显著增加。
在避孕方面，虽然一般人群可依据个人喜好、可靠性、可及性和副作用等选择避孕方式，但对于有 GDM 病史的女性来说，潜在风险更为突出。目前，2024 年美国避孕使用医学适宜性标准（U.S. MEC）指出这类女性可采用与健康个体相同的避孕选择，美国糖尿病协会（ADA）也推荐高效避孕方法，如绝育和长效可逆避孕（LARC）。然而，一些避孕方法，特别是激素类避孕，对血脂水平和肝脏脂质含量的潜在代谢影响逐渐受到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复方口服避孕药（COCs）使用者可能出现血脂异常，不同类型的仅孕激素避孕药（POCs），如孕激素单药口服避孕药（POPs）、醋酸甲羟孕酮（DMPA）和植入剂，使用者的血脂谱也存在差异。而且，COCs 与 NAFLD 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有的研究显示风险增加，有的则显示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不同避孕方法对有 GDM 病史女性 NAFLD 发展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乎女性的生殖健康，更与她们的长期健康息息相关。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泰国曼谷瓦吉拉医院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 妊娠期糖尿病后脂肪肝疾病（FLD - GDM）研究。该研究是早期关于母乳喂养和产后体重变化对产后 6 个月代谢健康影响研究的前瞻性观察扩展，将随访期延长至产后约一年，聚焦于有 GDM 病史女性的肝脂肪变性情况。
研究人员为开展此项研究，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方法。他们从之前完成 6 个月产后随访的 171 名参与者中选取符合条件的对象，依据避孕方法将参与者分为三组：无避孕或非激素避孕组、POC 组（包含 POPs、DMPA 和植入剂使用者）、COC 组。在数据收集上，分别在产后 6 周获取基线特征数据，产后约一年收集临床数据，其中通过控制衰减参数（CAP）值评估肝脂肪变性，以此诊断 NAFLD（NAFLD 定义为 CAP 值≥302 dB/m ）。最后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for Windows 2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Kruskal - Wallis H 检验分析连续变量组间差异，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比较分类变量，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评估避孕方法与 NAFLD 风险的关联。
研究结果如下：
-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经过筛选，最终纳入 130 名参与者。其中 86 人使用无避孕或非激素避孕方法，44 人使用激素避孕，这 44 人里又分为 29 人使用 POCs，15 人使用 COCs。在 POC 使用者中，7 人用 POPs，12 人用 DMPA，10 人用植入剂；COC 使用者中，5 人服用含乙炔雌二醇（EE）和第二代孕激素的制剂，10 人服用含 EE 和第三代孕激素的制剂。激素避孕使用的中位时长，POCs 为 8 个月，COCs 为 6 个月。
- 基线及产后一年特征对比：在基线时，三组在年龄、产次、胰岛素使用史、体重、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血压、空腹血糖（FPG）、血脂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产后约一年，这些参数在三组间仍具有可比性，但 CAP 值和 NAFLD 患病率出现显著差异。
- 不同避孕组的 CAP 值和 NAFLD 患病率：CAP 值中位数从高到低依次为 POC 组（307 dB/m）、无避孕或非激素避孕组（237 dB/m）、COC 组（213 dB/m）。NAFLD 患病率也是 POC 组最高（55.2%），无避孕或非激素避孕组次之（30.2%），COC 组最低（13.3%） 。
- 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经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调整年龄、胰岛素使用史、母乳喂养情况、基线 BMI 和 FPG 等因素后，POCs 与 NAFLD 风险显著相关，这种关联在进一步调整激素避孕使用时长后依然存在。具体来看，POPs（调整优势比 aOR 8.19，95% 置信区间 CI 1.17 - 54.40）和 DMPA（aOR 6.45，95% CI 1.47 - 28.21）显著增加 NAFLD 风险，而植入剂使用与 NAFLD 风险无显著关联（aOR 1.76，95% CI 0.37 - 8.39）。与之相反，COC 使用（无论含 EE 与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孕激素）与 NAFLD 风险无显著关联。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发现 POCs，尤其是 POPs 和 DMPA，显著增加有 GDM 病史女性的 NAFLD 风险，而 COCs 则无此现象。这一结果丰富了避孕与 NAFLD 风险关系的研究，此前相关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致。本研究中 COC 使用与 NAFLD 风险无显著关联，可能是因为 COC 使用者数量相对较少、使用时长有限，以及 COC 制剂的差异和研究对象仅为育龄女性等因素。对于 POCs 增加 NAFLD 风险的机制，可能与体重增加、甘油三酯（TG）水平变化以及对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雌激素水平的影响有关。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强调了有 GDM 病史女性在选择避孕方法时，需谨慎考虑潜在的代谢风险。临床医生在为这类女性开具避孕处方时，应谨慎对待 POCs，尤其是 POPs 和 DMPA。而 LARC 方法（如铜宫内节育器和植入剂）和绝育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这与现有指南相符。此外，医疗人员还应定期监测使用激素避孕女性的肝脏健康，以便早期发现 NAFLD 迹象并有效控制其进展。该研究为有 GDM 病史女性的个性化避孕咨询提供了关键依据，有助于平衡避孕效果与潜在代谢风险，对保障女性长期健康和有效计划生育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