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文聚焦政策改变引发的社会规范变化，探讨人们反对新规则的原因。从个体（偏好、逆反心理等）和群体（二阶信念、社会认同等）层面分析相关心理过程，构建启发式模型，为理解规范变化提供参考，对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背景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作为指导社会行为的准则，界定着可接受与越轨行为的界限，深刻影响着集体和个体的行为。许多自上而下的法规旨在通过制定新规则，重新定义群体中恰当的行为模式，这些规则有的限制特定行为，有的则强制要求某些行为。例如，汽车安全带使用规定和公共场所吸烟禁令，就是典型的政策改变实例。
在 20 世纪上半叶，安全带并非强制使用，1956 年仅有 2% 的福特汽车购买者选择花费 27 美元安装安全带。直至 1983 年，汽车制造商才被强制要求配备安全带，但司机使用仍属自愿，当时美国使用安全带的人数不足 15%。当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各地推行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政策时，引发了诸多反对声音，人们认为安全带 “无效、不便且不舒适”，还侵犯了基本自由。如今，这种反对已极为罕见，使用安全带成为了普遍的社会规范。
类似地，欧洲国家公共场所禁烟令的推行也面临公众抗议。2007 年，咖啡馆和餐厅禁烟的法律引发争议，反对者声称这会导致商家破产，政府不应干涉吸烟场所。然而，从 2005 - 2014 年，公众对禁烟令的支持率从 53% 上升到 81%，禁令实施后支持率又进一步提高了 8%，美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这些案例表明，政策变化能够显著改变人们对 “正常” 和 “越轨” 行为的认知。社会规范会不断调整，既可以在代际间逐渐演变，也可能因某些关键节点而突然改变。政策变化虽试图促使人们迅速改变行为，但往往会引发公众讨论和反对。有些反对足以使政策改变被逆转，而有些新规则则能成功转变为社会规范。当新规则成为社会规范时，人们遵守它不仅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还因为相信他人也在遵守（描述性期望），认为他人期望自己遵守（规范性期望），个人开始重视该规则，甚至会通过同伴惩罚来积极维护它。这就给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带来了疑问：为何人们会反对旨在改变社会规范的法规？为何有时这种反对会逐渐消失，进而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本文将探讨相关的核心心理过程，并构建一个启发式模型，以解释自上而下的规则变化在何时、为何会导致偏好逆转、形成真正的规范变化，或者出现无人遵守的 “幽灵规则”，又或是引发强烈的公众反对和抗议。
谁反对或支持变化？
为了深入探讨谁会反对（或支持）规则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我们先从个体层面的心理过程（如偏好、逆反心理、自我控制、投射性家长主义、习惯）进行分析，再转向群体层面的因素（如二阶信念、多元无知、社会认同）。
个体层面
- 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新法规常常限制人们的决策选项，或者强制要求采取特定行动。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人们的选择能够反映其潜在的偏好。按照这一理论，当新法规限制了人们选择选项 A，或者强制要求选择选项 B，而在无选择限制时人们更倾向于选项 A，那么他们就可能反对这项新法规。例如，对于那些原本更倾向于不使用安全带的人来说，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法规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然而，显示性偏好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以及何时）在自上而下的规则变化后，个人偏好会发生改变和逆转，就像安全带法和禁烟令实施后的情况那样。
- 逆反心理（Reactance）：逆反心理理论指出，限制不仅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还可能改变他们的偏好。当人们在选项 A 和 B 之间做出选择时，如果选项 A 的获取受到限制，那么它的吸引力反而会增加。这是因为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珍视自己的行为自由，一旦自由受到限制，就会产生愤怒等情绪。选择被禁止的选项 A，对自己或他人而言，都意味着维护了选择的自由。不过，如果人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法律对自由的限制上（比如通过巧妙的措辞或因其他因素分散注意力），或者当人们认为新法律不仅即将实施，而且必然会生效时，他们更可能对新法律进行理性思考，而非产生逆反心理。
- 缺乏自我控制（Lack of Self - control）：有时候，人们的选择可能反映出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而非真正的偏好。例如，有些人虽然希望限制自己吸烟或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行为，但却难以做到。对于这些人来说，那些与他们实际行为相悖的自上而下的选择限制或强制规定，可能实际上是他们所支持的，因为这些规则可以作为一种外部的 “承诺机制” 。研究表明，对自己自我调节选择能力不满意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强制某些行为或禁止某些行为的法规。
- 理想 - 投射性家长主义（Ideals - Projective Paternalism）：实验研究发现，大多数人会表现出 “理想 - 投射性家长主义” 行为，即他们会为他人限制自己都不会选择的选项。比如，更有耐心的人会对他人提出更高的耐心要求。实证证据还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限制他们自己原本就遵守的行为的规定。例如，非吸烟者比吸烟者更可能支持征收烟草税。
- 习惯和习惯改变（Habits and Habit Change）：当新规则要求改变现有习惯（如禁止在餐厅吸烟）或培养新习惯（如系安全带）时，现有习惯越强，人们对这些规则的反对就越可能出现。习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自动执行的行为，通常是对环境线索的反应。许多研究表明，改变习惯需要付出努力和自我控制，并且可能会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习惯越强，改变起来就越困难。因此，习惯往往会成为人们抵制自上而下改变行为尝试的重要因素。然而，一旦新习惯被广泛接受，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惯例，并获得规范地位。对于针对习惯行为的新政策而言，关注情境线索至关重要。因为习惯行为会在相关线索出现时自动执行，如果忽视了触发习惯的情境线索，仅仅限制某种行为或要求新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抗议。例如，在食堂结账处显眼位置摆放健康食品，或者在疫情期间设置提醒人们戴口罩的公共标识，这些情境线索的设计有助于打破旧习惯，建立新习惯。
群体层面
- 二阶信念（Second - order Beliefs）：在引入新政策以创建新社会规范时，二阶信念对期望的行为改变有着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社会规范通常伴随着一定的代价，人们不仅要相信自己认同某种规范，还需要相信他人也遵守该规范，期望他人遵守，甚至会去执行该规范。例如，研究发现，相信他人认为节能有助于保护环境（二阶信念），比个人对节能的态度（一阶信念）更能预测个人的节能行为。当身边亲近的人（如朋友、家人）对新规则表示接受（或抵制）时，社会影响尤为显著。因此，对于新规则能否被群体广泛接受，不仅要考虑个体对新规则的看法，还要关注他们认为他人对新规则的态度。如果人们看到大量的抵制或违规行为（或仅仅认为存在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可能会在社会中传播，引发有组织的抗议和反对。
- 愤怒、回音室效应和多元无知（Outrage, Echo Chambers, and Pluralistic Ignorance）：推断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对于建立社会规范至关重要，但这种推断可能并不准确或具有代表性。人们往往会寻求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表现为形成回音室效应，即只选择性地获取志同道合者的信息，这会导致人们对 “大众观点” 的认知产生偏差，进而产生错误共识效应，即个体认为他人与自己的观点一致。在旨在改变社会规范的规则情境中，这种偏差可能会导致强烈的 “道德愤怒” 情绪表达。当人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愤怒情绪时，就会引发强大的社会动态，推动有组织的抗议和对新法规的反对。此外，媒体的片面报道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错误共识。
同时，从他人行为（如不作为）中做出的推断也可能使人们对共识产生错误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大多数不采取某种行为的人持有相反的偏好，这就是多元无知现象。在气候变化缓解政策方面，就存在这种情况，人们往往会低估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程度。与错误共识类似，多元无知也是基于（错误的）信念，这给推行新规则和建立新规范带来了困难。即便个人的态度（一阶信念）愿意改变现状，但有偏差的二阶信念可能会让人们认为大多数人反对任何改变。不过，新法律有时也能传递出社会规范变化的信号，有可能纠正多元无知的情况。
3. 社会认同和政治态度（Soci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个体对新法规的反对是否会转化为集体行动，还取决于社会认同的显著性。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弱势群体成员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处境，且认为群体不平等不合理，同时存在改变的可能性时，他们会试图挑战这种不平等。新法规可能并非针对特定群体，但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认同形成，比如法国 “黄背心” 运动中，参与者将自己视为新法律的受害者。此外，政治派别和取向也会影响人们对政策变化的接受程度。
结论 - 从监管到规范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监管变化是引导集体行为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正式惩罚可以促进人们遵守规则，比如对不系安全带的行为处以罚款。然而，制度性的规则执行方式存在局限性，当行为难以被察觉（如不进行垃圾分类）或需要大量成本进行监督时，这种局限性就更为明显。如果人们抵制新规则，可能会引发一种 “猫捉老鼠” 的局面，导致规则执行不力，频繁被违反，此时社会规范与规则相悖，规则就成了 “幽灵规则”，例如禁止乱穿马路的规则常常被人违反却未受到严重处罚。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新法规可能引发公众强烈抗议和有组织的反对，试图恢复旧有的政策状态。
为了使规则变化能够持续下去，规则必须演变成由同伴积极执行的共享规范。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个体层面有四个因素会增加人们反对规则变化的可能性：（相反的）个人偏好、逆反心理、习惯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在群体层面，社会信念起着关键作用，无论这种信念是正确还是错误，认为他人反对变化都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动态，导致有组织的反对，而社会认同和道德观念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反对。这些因素虽然并不全面，但可以构成一个启发式模型，帮助我们理解自上而下改变社会规范的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需要注意的是，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例如，他人基于习惯的不作为可能会引发多元无知现象。
要使新规则最终成为社会认可的规范，政策制定者不应仅仅依赖于制定规则和实施制裁，还应考虑到习惯和自我控制等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人们难以突然改变自己的行为。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习惯线索，并思考如何减轻其影响，比如限制吸烟广告。此外，关于他人想法和行为（即感知到的规范）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但却会对个体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精心设计规范引导干预措施，以避免产生反效果。预测人们对新规则或法规的反对程度是一项困难且高度依赖具体话题的任务，但对于依赖公民对制度信任的民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行为科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特定领域行为和信念背后的心理学进行细致分析，在法规实施前预测并理解人们反对变化的动机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