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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直升机急救服务（HEMS）调度精准度问题，研究人员开展将 HEMS 调度医疗决策权从值班医生转移至急救医疗通信中心（EMCC）现场医生的研究。结果显示未发现调度精准度提高。该研究为 HEMS 调度决策提供参考。
在现代医疗急救体系中，直升机急救服务（Helicopte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HEMS）如同 “空中生命线”，承担着快速转运重症患者、提供紧急医疗救助的重任。然而，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紧急呼叫数量的不断攀升，HEMS 资源的合理调配成为一大难题。在挪威，HEMS 值班医生同时兼任急救医疗通信中心（Emergency Medical Communication Centre，EMCC）医生的模式备受争议。一方面，EMCC 值班医生在 HEMS 任务期间及之后的可及性受限；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像 EMCC 操作员那样获取全面的信息和工具，这可能导致在评估任务的临床和操作因素时出现角色混淆。此外，目前缺乏关于在 EMCC 引入现场医生对 HEMS 调度影响的研究证据。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挪威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他们来自挪威航空救护基金会（Norwegian Air Ambulance Foundation）、特隆赫姆圣奥拉夫大学医院（St. Olav University Hospital）等机构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将 HEMS 调度的医疗决策权从值班医生转移至 EMCC 的现场医生，来评估这一改变对 HEMS 调度精准度的影响。最终，该研究成果发表在《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rauma,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Medicine》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准实验研究方法。他们选取了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在特隆赫姆 EMCC 进行干预。在工作日的特定时间段，安排一名现场医生入驻 EMCC，由其负责 HEMS 调度的决策。同时，研究设置了多个对照组，涵盖 2022 年和 2023 年同期的工作与非工作时间，以及 2024 年干预期间的非工作时间。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是不必要的 HEMS 调度，即派遣 HEMS 后既未提供高级治疗，也未做出后勤贡献的任务；次要结局指标包括 HEMS 警报时间、激活时间、被拒绝的 HEMS 任务以及患者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评分等。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性收集 Trondheim EMCC 数据库和 HEMS 数据库的数据，并运用差异差分分析（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s，DiD）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 主要结局：在干预期间，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分别有 33% 和 30% 的 HEMS 任务被医生判定为不必要。通过差异差分分析比较干预前后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情况，发现不必要任务的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差（Risk Difference，RD）5.6，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7.4 - 18.6）。将干预期间工作时间与 2022 - 2024 年所有对照时期相比，结果一致（优势比（Odds Ratio，OR）1.36，95% CI 0.82 - 2.26）。这表明将医疗决策权转移至现场医生后，并未显著降低不必要的 HEMS 调度比例。
- 次要结局：总体而言，所有 HEMS 任务中 79% 的患者 NACA 评分在 4 - 7 分，属于高严重程度。比较干预组和非干预组，包括进行差异差分分析，发现评估 NACA 评分 4 分及以上患者的 HEMS 任务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D -5.8，95% CI -17.9 - 6.3）。干预后，HEMS 警报时间以及从警报至起飞的时间均未出现显著变化。此外，研究还发现，所有参与研究的医生在担任现场医生时，拒绝任务请求的比例均高于其作为 HEMS 值班医生时，且总体现场医生拒绝率显著更高（增加 12.6 个百分点，p<0.001）。
- 问卷反馈：在干预期间，现场医生、EMCC 操作员和 HEMS 医生共完成了 983 份问卷。现场医生平均每班参与 5.6 个案例，相当于每 1.7 小时进行一次咨询。在涉及现场医生的 563 个呼叫中，有 180 次是医生主动参与。在操作员联系医生的情况下，医生的响应率为 92%，操作员的响应率为 69%。
研究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表明，将 HEMS 调度的医疗决策从值班医生转移至 EMCC 现场医生，并未提高以无医疗或后勤贡献任务比例衡量的调度精准度。虽然干预后不必要的 HEMS 任务略有增加，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同时，对严重伤病患者的 HEMS 任务也未产生显著影响。
尽管将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引入 EMCC 决策过程，理论上可能会优化调度，但本研究并未得到预期结果。不过，该干预措施具有安全性和可行性，现场医生的参与并未导致 EMCC 标准操作程序的重大偏差，也未对任务执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现场医生的高可用性并未转化为高参与度，这可能与医生的被动角色设定以及挪威 EMCC 操作员习惯自主操作有关。
此外，研究中不同医生对任务拒绝率的差异较大，提示未来研究可关注如何减少不同 HEMS 医生在任务接受方面的差异，以优化 HEMS 资源利用。虽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未采用随机对照设计、质量指标评分存在主观性、样本量可能不足以检测较小变化等，但它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 HEMS 调度策略，从而提高整体急救服务质量，更好地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