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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职业教育（HPE）中，学员对结构危害和社会不公正的抗争日益凸显，但教员支持此类抗争的情况尚不明晰。研究人员开展 “教员支持学员职业抗争行为” 的研究，发现教员观点存在分歧并明确了边界与策略，为推动 HPE 变革提供依据。
在健康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里，一场悄然兴起的 “变革风暴” 正席卷而来。近年来，学员们对社会危害和不公正的敏感度不断攀升，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试图打破传统教育与临床环境中那些不合理的 “枷锁”。他们抗议不公平的工作条件，质疑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政策和结构，这些行为不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更是对理想职业教育和医疗体系的追求。
然而，这条变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学员们在抗争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可能遭受报复、负面评价，甚至被指责不服从管理和行为不专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急需来自教员的支持。但教员们的态度却像一团迷雾，让人捉摸不透。到底教员在哪些情况下会支持学员？他们的支持是否存在边界？这些问题如同一个个谜团，困扰着学界和教育工作者。为了揭开这些谜团，来自 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s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Medical Education》杂志上，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研究人员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进行研究。他们通过个人和专业网络，从多个机构招募了 24 名 HPE 教员作为研究对象，涵盖医学、护理学、药学和医师助理等多个专业领域。研究人员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与教员们进行了 45 - 60 分钟的线上交流，当访谈内容达到理论饱和且呈现出清晰的模式时停止。随后，研究人员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转录和分析，从开放编码逐步过渡到聚焦编码，并采用持续比较法，同时借鉴 “温和激进派（Tempered Radicals）” 和 “个人空间理论（Personal Space Theory）” 等概念框架，深入剖析教员支持学员抗争时所考虑的因素12。
研究结果主要围绕四个主题展开。
一、患者安全边界：教员们普遍认为学员在推动职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鼓励学员对不公平和不当行为提出挑战。在患者安全问题上，教员们态度明确，如果机构忽视患者安全问题，学员的抗争将得到支持；但如果抗争干扰了患者护理，教员则难以支持。比如，一位教员表示如果住院医师因抗议而放弃临床职责，他会认为这极不专业34。
二、职业素养边界：虽然教员原则上支持学员合理的诉求，但支持程度取决于学员抗争的方式。若抗争行为被认为不符合职业价值观，如因不愿承担额外工作而抗争，就不太会得到支持。教员们更倾向于学员通过系统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利用学生调查等反馈机制，而不是采取突然罢工或罢课的形式56。
三、职业后果边界：学员抗争存在风险，可能面临负面评价，影响未来发展。教员在支持学员时也会考虑自身处境，担心失去职位或遭受报复。例如，有的教员因支持学员而被指责 “操纵学生”。不过，在自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教员会更积极地支持学员，为他们提供帮助78。
四、为学员抗争创造空间：教员深知为学员提供安全表达空间的重要性，他们采用多种策略，如肯定学员的选择、鼓励学员质疑权威、营造良好的对话氛围等。同时，教员也注重培养学员的心态，防止他们因追求公平、多样性、包容性（DEI）而陷入倦怠，并且努力消除支持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行为910。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教员在支持学员抗争时需要在维护职业标准和为学员创造抗争空间之间找到平衡，这一过程被称为 “灵活的领土性（Flexible Territoriality）”。该研究不仅与 “温和激进派” 框架相呼应，还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在健康职业教育中，除了教员与学员的关系，患者也是重要因素。教员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学员和患者的利益，而设置边界不仅是为了确保职业素养和患者安全，也是保护学员免受报复和倦怠的手段。然而，目前教员在支持学员时面临着诸多困境，如职业安全感不足、受职业素养主导文化的限制等。因此，研究人员呼吁行政部门采取措施，促进开放的讨论，帮助教员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为 HPE 学员重新审视和调整抗争方式提供了参考，使其能更好地获得教员支持；另一方面，也提醒教员反思自身角色，营造更有利于开放对话的环境。虽然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未聚焦特定专业、可能存在样本偏差等，但它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有望推动健康职业教育在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