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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跨性别（TGD）个体护理路径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员开展了多中心跨国研究。结果发现非二元性别者更易选择个体护理路径，治疗满意度与之呈负相关。该研究为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提升护理质量意义重大。
在当今社会，性别认同的多元性逐渐被大众所认知。跨性别（Transgender and gender - diverse，TGD）群体，他们所体验到的性别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同。有的 TGD 个体认同为传统的二元性别（男性或女性），而有的则认同为非二元性别，比如性别流动者（genderfluid）、性别酷儿（genderqueer）等。
对于 TGD 群体而言，性别确认医疗护理（gender - affirming care）是帮助他们过渡到符合自身性别认同生活的重要支持。这其中涵盖了心理健康咨询、激素治疗、性别确认手术（像生殖器重建手术等）以及其他干预措施（例如脱毛、言语治疗） 。这些过渡相关的医疗干预措施，能有效降低 TGD 个体的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以往，在跨性别医疗领域，传统的护理路径是 TGD 个体接受大多数或全部过渡相关的干预措施，最终进行性别确认生殖器手术。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 TGD 个体都愿意遵循这种 “传统” 的护理路径。有些个体可能只接受激素治疗，有些则只进行单一的手术操作，还有些人甚至完全不寻求过渡相关的医疗干预。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像是非二元性别身份、其他干预措施已显著减轻性别焦虑、对医疗并发症的恐惧、生殖器焦虑程度较低，以及医疗资源可及性的问题（如费用高昂、保险覆盖不足、医疗提供者的歧视等） 。
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来自欧洲的研究人员决定深入探究。由 Andreas Koehler 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依托欧洲性别不一致调查网络（ENIGI）开展了一项后续研究。这项研究意义非凡，它旨在探索在多中心、跨国的临床环境中，与不同跨性别护理路径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和治疗相关预测因素，进而为理解 TGD 个体的个性化治疗需求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最终，该研究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Research》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来开展这项研究。他们以纸笔和网络为载体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了来自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三个专门诊所的成年 TGD 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参与者均是在 2007 - 2009 年以及 2011 - 2013 年期间完成评估协议的人员。研究人员通过自我开发的问卷收集参与者的传记数据（如年龄）和临床信息（如性别） ，并从临床记录中获取出生时指定的性别以及过渡相关干预措施的信息。同时，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7 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双变量分析、逻辑回归分析等，以此来探究相关因素与护理路径之间的关系。
下面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
- 参与者分组及基本特征差异：研究共纳入 539 名参与者，其中 250 人被分配到传统跨性别护理路径（traditional transgender care pathway，TCP）组，262 人到个体跨性别护理路径（individual transgender care pathway，ICP）组，27 人到无跨性别护理路径（no transgender care pathway，NCP）组。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NCP 组对自己的性别确定性明显低于 TCP 组和 ICP 组；在身体外观满意度上，NCP 组低于 TCP 组，但该差异未通过 Bonferroni 校正。进一步比较 ICP 组和 TCP 组发现，ICP 组中收入接近贫困线的参与者更多，而非二元性别身份的个体在 ICP 组更为常见，且 ICP 组的治疗满意度显著更低。
- 护理路径的预测因素：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研究人员发现非二元性别身份和治疗满意度是护理路径分组的重要预测因素。具有非二元性别身份的参与者属于 ICP 组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6.7 倍，而治疗满意度较高的参与者属于 ICP 组的可能性则较低（优势比：0.6） 。
- ICP 组的亚组分析：对 ICP 组进行亚组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了几种主要的个体跨性别护理路径。约 17.9% 的参与者仅接受激素治疗，未进行任何手术且也无手术计划；16.8% 的参与者接受激素治疗和胸部手术（top surgery），但不打算进行性别确认生殖器手术；24.4% 的参与者（均为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接受激素治疗、胸部手术和内生殖器手术，但不进行外生殖器手术；38.5% 的参与者（均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接受激素治疗、内生殖器手术和外生殖器手术，但未进行隆胸手术。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此次研究揭示了跨性别护理路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充分展现了个体性别确认医疗护理的复杂性。参与者来自比利时的更倾向于选择传统治疗路径，这可能与当地在某些手术上的经验有关。非二元性别身份的 TGD 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个体护理路径，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因为非二元性别者通常不遵循明确持久的性别分配，所以会拒绝与之相关的手术。同时，较低的治疗满意度与选择个体护理路径相关，不过目前对于治疗满意度与过渡相关干预措施的持续或中断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出生性别在选择护理路径上存在差异，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 TGD 个体更不愿意进行性别确认外生殖器手术，这可能与手术并发症、审美效果以及某些手术对生理状态的改变（如子宫和卵巢切除后月经停止，降低了性别焦虑）有关。而对于那些不寻求任何过渡相关干预措施的 TGD 个体，他们中很多人是因为心理支持或评估需求来寻求医疗帮助，且大多具有非二元性别身份，可能是由于他们本身对性别不一致的困扰较小，或者通过其他非医疗方式（如向亲友倾诉、使用非医疗用品）改善了生活质量。但他们对自己性别的确定性明显低于其他两组，可能仍处于探索性别认同的阶段。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跨性别医疗护理领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它让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个体跨性别护理路径及其与（非）二元性别的关联，有助于为 TGD 个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医疗服务，确保实现个性化、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供给。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理解结构性因素（如医疗资源分配、社会政策等）如何与个体治疗偏好相互作用，进而对跨性别护理路径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优化跨性别医疗护理体系，更好地满足 TGD 群体的健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