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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环境税费改革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人员以中国城市 2011 - 2022 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改革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该研究为优化环保税制、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绿色创新提供了依据。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上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不仅威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使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
绿色创新，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金钥匙”，至关重要。从环境治理角度看，它能借助末端技术进步降低减排边际成本，提高能源效率缓解能源资源约束，还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从源头减少污染；在产业升级方面，绿色创新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产业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催生新能源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在全球治理层面，绿色创新有助于中国突破技术瓶颈，提升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战略地位。
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布局，从环境政策和财政政策多方面发力，构建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然而，在政策激励下，中国绿色低碳专利虽有增长，但增速落后于整体专利，其在总授权专利中的占比也呈下降趋势，这凸显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存在路径依赖，急需政府加大干预力度。
在此背景下，环境税费改革应运而生。此前，中国以排污收费代替环境税，存在法律地位弱、执行效力低、企业违规操作、收费标准低等问题，企业缺乏绿色创新动力。改革后，环境税取代排污收费，通过完善税收立法、调整征管部门、提高部分税率等措施，强化了监管。但学术界对此次改革能否推动绿色创新尚无定论，且现有研究很少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探究改革影响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
为解开这些谜团，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该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能揭示改革影响绿色创新的中介路径，为优化环境税收制度提供政策思路，还能剖析环境绩效压力和财政行政权力错配在改革中的调节机制，从政府治理角度提出提升改革成效的策略。
研究人员以中国城市 2011 - 2022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能有效缓解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双向影响，解决政策实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理论发展
战略决策理论指出，决策是个体基于有限理性处理信息的过程，不同决策会因对内外因素的认知差异而有所不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资源的分配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其治理理念会影响资源分配和政策效果。政府决策始于对各类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在环境税费改革中，地方政府会根据改革要求、当地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做出相应决策，进而影响绿色创新。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环境税费改革对绿色创新的总体影响显著。在逐步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纳入控制变量，并引入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后，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税费改革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实质性创新还是战略性创新？
绿色创新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聚焦技术进步）和战略性绿色创新（旨在获取其他利益）。研究发现，环境税费改革主要促进了战略性绿色创新。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初期，企业为应对政策压力，更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内能满足政策要求、获得外部认可的创新行为，而对需要长期投入和技术积累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推动相对不足。
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环境税费改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政策独特性检验、熵平衡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改革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加强环境监管、增加科研投入、促进市场整合，进而推动绿色创新。环境绩效压力对改革效果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因官员年龄和任期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行政权力错配则削弱了改革效果，且在不同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下存在异质性。
这项研究意义非凡。它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决策、绩效压力传导和财政压力传导机制，揭开了环境税费改革影响绿色创新的 “黑箱”。明确了改革主要促进战略性而非实质性绿色创新，为后续政策调整指明方向，如加大财政支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强化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推动。同时，揭示了环境绩效压力和财政行政权力错配的调节作用，为提升改革成效提供了边界条件和新思路。未来，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推动环境税费改革更好地服务于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