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驱动的城市可持续性实验中的(去)政治化探索：来自阿姆斯特丹案例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政策驱动的城市实验在推动可持续转型过程中可能忽视权力、排斥和冲突等政治核心问题的现象，以阿姆斯特丹的欧盟资助能源实验(PED)为案例，运用Mouffe的政治理论框架，揭示了实验过程中(去)政治化动态如何影响变革潜力。研究发现技术官僚主义倾向导致公民参与边缘化，而冲突的压制引发实验停滞，为理解城市实验的转型瓶颈提供了新视角。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政策驱动的实验项目正成为欧盟等机构推动变革的主流工具。这些打着"实验"旗号的倡议，表面上承诺通过技术创新和社会参与实现系统转型，但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它们正陷入尴尬困境——既被寄予颠覆现状的厚望，又被官僚程序和既得利益牢牢束缚。这种矛盾在阿姆斯特丹的"正能量社区"(Positive Energy District, PED)实验中展现得尤为明显：一个本应融合智能电网技术与公民能源自治的前沿项目，最终却因数据隐私争议导致社区退出，暴露出政策实验与政治现实间的深刻断层。

为破解这一困局，研究人员从政治理论家Chantal Mouffe的经典区分切入，将"政治"(the Political)定义为对权力结构和系统性排斥的根本性质疑，而"政治"(politics)则是维持现有秩序的常规决策过程。通过构建包含四种场景的启发式框架（盲目跃进、优化现状、对抗冲突、 agonistic trading zone），该研究首次系统分析了城市实验中(去)政治化的动态机制。

研究团队采用嵌入式案例分析法，深入追踪阿姆斯特丹PED实验的实施过程。这个由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资助、涉及30个合作伙伴的能源项目，原计划在Buiksloterham工业区测试智能电网与公民共治模式。研究人员通过11次深度访谈（覆盖政府、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代表）、项目文件分析和参与式观察（包括8次关键决策会议），捕捉实验进程中政治维度的显现与消解。

研究发现首先揭示了"高政治抱负与低政治执行"的悖论。尽管项目提案承诺多维度创新，但COVID-19疫情成为技术转向的催化剂——当社会创新活动因隔离政策受阻时，团队迅速收缩至智能电网等可量化目标。这种"项目化"(projectification)过程典型反映了欧盟资助体系的刚性：建筑许可审批的官僚程序与严格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使实验沦为"在铁笼中跳舞"。某私营部门代表坦言："当研究显示需要更换热泵型号时，重新申请许可的周期远超项目期限"。

更具启示性的是对"政治维度"的压制如何引发系统性反弹。当本地居民质疑数据所有权安排时，市政官员试图用"三赢"话术消解冲突，却因拒绝重新谈判权力分配导致社区愤而退出。这个戏剧性转折完美印证了Mouffe的论断——被否认的政治对抗性不会消失，只会改头换面重现。而项目文件中对"公民赋权"的修辞与实际决策排斥形成的荒诞反差，更暴露出政策实验常陷入的认知失调。

通过框架分析，研究识别出实验轨迹在四种场景间的动态切换：初期符合"盲目跃进"（高政治抱负但忽视政治冲突）；遇到阻力后滑向"优化现状"（双低场景）；社区冲突爆发时短暂进入"对抗冲突"象限；最终因缺乏 agonistic trading zone机制而陷入停滞。这种动态比单纯批评"技术官僚主义"更精细地揭示了转型实验的困境——问题不在于缺乏政治意识，而在于制度设计主动压制了政治表达的空间。

该研究的理论突破在于将抽象的政治哲学争论操作化为可分析的实践维度。当研究者追问"为什么可持续转型常止步于边缘调整"时，答案直指当代治理的深层矛盾：我们既期待实验打破常规，又用审计文化和风险管理将其驯化。正如讨论部分尖锐指出的，欧盟城市使命计划中"激进变革"的修辞与项目化实施间的鸿沟，本质上反映了政治系统对真正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项发表在《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的研究，为理解社会技术转型的政治维度设立了新标杆。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提示政策制定者重新设计实验治理框架（如建立冲突调解机制、弹性评估标准），更启发公民社会监督技术解决方案背后的权力重组。当气候变化迫使我们加速转型时，或许真正的挑战不是发明更多技术，而是创造能让政治冲突安全展开的"实验民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