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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地化进程中，诸多障碍影响其推进，如协同效应与权衡考量不足等。研究人员以墨尔本为案例，探究使命导向型政策思维对 SDGs 本地化的作用。结果发现当地政策有局限，该研究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新视角。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各国勾勒出了美好蓝图，旨在通过 17 个相互关联的目标、169 个具体目标和 231 个指标，引导各国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制定政策，迈向可持续未来。自 2015 年批准以来，各国政府积极将这些目标融入规划与政策中。然而，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下，实现这些目标并非一帆风顺。
在 SDGs 本地化过程中，面临着重重挑战。比如，将 SDGs 转化为地方战略规划时，存在责任分配模糊、资源不足、数据缺乏、进展评估框架不完善等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 SDGs 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权衡考虑不足。这一问题导致 SDGs 本地化缺乏明确方向，政策难以形成合力，使得 SDGs 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变得碎片化，无法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价值的研究。他们以墨尔本为案例，深入探究使命导向型政策思维在 SDGs 本地化实践中的作用，试图找出 SDGs 本地化过程中的方向挑战，明确制度发展的关键领域以及可能出现的阻碍。
该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发表在《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上。它为 SDGs 本地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地方层面的有效实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研究人员采用了定性研究设计和案例研究法。他们选取墨尔本作为主要案例，通过分析其公开的正式政策文件，深入挖掘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在当地的存在情况，以及这些政策与 SDGs 本地化制度生产关键领域的契合度。
研究结果如下：
- 政策目标维度：墨尔本的经济发展战略（EDS）和包容性墨尔本战略（IMS）与多个 SDGs 相关，如可持续城市、体面工作、经济增长等。但二者侧重点不同，EDS 注重经济复苏和国际竞争力提升，IMS 则致力于促进社会包容。同时，两项政策都存在与 SDGs 仅关联政策优先事项而非具体行动、缺乏可衡量目标以及未充分考虑协同与权衡等问题，这限制了制度向 “采用（uptake）” 和 “衰退（decline）” 方向发展。
- 政策逻辑维度：EDS 和 IMS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相对可行的路径，但对系统弱点考虑不足，缺乏有效变革机制和监测评估框架。而且，二者并非 “不稳定化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结构，推动社会转型。
- 政策领域维度：实现 SDGs 涉及多个政策领域，但墨尔本的政策在目标和实施行动上缺乏内部一致性。例如，EDS 在创新目标和长期行动计划之间存在矛盾，这会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冲突和阻碍。
- 政策杠杆维度：EDS 和 IMS 确定了不同的目标群体，但缺乏针对特定群体的具体措施。相比之下，EDS 在跨地理尺度协调政策方面能力更强。
- 制度生产关键领域总结：在 SDGs 本地化过程中，“新颖性（novelty）” 是制度生产的关键进展领域，IMS 的推出是一项制度创新，且两项政策都强调创新和实验。然而，未发现 “采用” 和 “衰退” 等其他进展点，同时存在 “稳定性（stability）” 和 “相互作用（interplay）” 方面的阻碍，如现有制度主导、政策缺乏一致性等。
研究结论表明，墨尔本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积极意愿，但当前政策在影响系统结构和过程方面能力有限，且缺乏联邦层面的支持，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时困难重重。同时，政策制定者对城市转型的理解存在偏差，缺乏政策协调，难以实现系统性变革。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 SDGs 本地化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强调了政策协调和使命导向型创新系统的重要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建议未来研究收集更多实证数据，扩大案例研究范围，进一步完善分析框架，从而推动 SDGs 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本地化，加速可持续发展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