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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酒精使用共病普遍，但在线干预疗效机制不明。研究人员对 “Inroads” 在线干预展开研究，以探索其潜在行为、认知和动机机制。结果未支持假设机制的联合介导效应。该研究为后续探索共病治疗机制提供方向。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其中焦虑和酒精使用障碍（AUD）的共病情况较为常见。研究表明，约四分之一的社交焦虑障碍（SAD）患者同时患有 AUD，在寻求治疗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更高。这种共病现象使得治疗变得复杂，因为两种疾病会相互强化，而传统的单一疾病治疗方法效果不佳。
与此同时，在线干预和治疗心理障碍的方式逐渐兴起，它具有改善心理健康护理可及性和公平性的潜力，能突破传统面对面护理的诸多障碍，如污名化、成本高、隐私担忧以及难以在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循证治疗等问题。然而，在线治疗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依从性低，且针对共病患者的适用性研究较少。
在此背景下，“Inroads” 项目应运而生，它是首个针对年轻成年人焦虑症状、有害酒精使用及其相互关联的在线综合干预项目。该项目由五个在线模块组成，为期五周，并配有心理学家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提供支持，其内容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和动机增强疗法。前期研究显示，“Inroads” 干预组在焦虑和酒精相关结果方面有显著改善。但目前仍不清楚该干预发挥效果的具体机制，这就像在黑暗中摸索，虽看到了光亮，却不知光源来自何处。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上。
研究人员为开展此项研究，运用了多种技术方法。他们从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进行在线平行随机对照试验（RCT）获取数据，招募了 17 - 24 岁、报告有害酒精使用且至少有轻度广泛性或社交焦虑症状的年轻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来探究潜在的因果路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干预效果的因果机制，将干预的直接效果与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果区分开来。同时，采用多种量表对研究中的变量进行测量，如用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评估酒精使用情况，用社交互动焦虑量表（SIAS - 6）和社交恐惧量表（SPS - 6）评估社交焦虑症状等。
研究结果
- 干预对焦虑结果的影响：基于潜在结果框架，焦虑模型显示出显著的总效应，表明 “Inroads” 干预使个体社交焦虑症状评分降低约 5 分。但该效应主要由纯自然直接效应（PNDE）驱动，即干预对社交焦虑症状有直接的降低作用，而通过假设的中介变量（如认知重评增加、抑制性情绪调节和酒精使用减少）产生的总自然间接效应（TNIE）不显著。
- 干预对酒精结果的影响：酒精模型同样显示出显著的总效应，“Inroads” 干预组个体平均每天饮酒量比对照组少约 1 标准杯。不过，其中纯自然直接效应显著，即干预能直接使个体酒精使用量减少 0.5 标准杯，而总自然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通过假设的中介变量（如认知重评、抑制性情绪调节、饮酒动机和酒精预期等）的联合作用对饮酒量减少的影响不明显。
- 敏感性分析：在敏感性分析中，焦虑和酒精模型的 PNDE 的 E 值分别为 2.6 和 2.0 ，表明未测量的混杂因素不太可能完全解释观察到的关联。但两个模型的 TNIE 的 E 值接近 1，意味着模型可能无法充分解释所有潜在混杂因素，对结果的信心有所降低。在其他敏感性分析中，焦虑模型的显著效应在不同分析中保持一致，酒精模型在部分分析中结果模式与主要分析一致，但在预测短期（2 个月）酒精减少的补充模型中，没有显著的 PNDE 和总效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 “Inroads” 干预在减少年轻人焦虑和每日酒精使用方面的潜在机制。研究发现，虽然 “Inroads” 项目对减少社交焦虑症状和每日酒精使用有总体效果，但未发现假设的中介变量能联合介导这些效果。
对于社交焦虑症状的改善，与当前理论模型不同，减少酒精使用等假设的中介变量似乎并未发挥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测量中介变量和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4 个月）不合适，未能准确捕捉到中介变量对社交焦虑症状减少的影响。此外，可能存在其他未被测量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如感知社会自我效能、估计社会成本和回避等在其他研究中被确定为 SAD 治疗的中介变量，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它们在在线焦虑 - 酒精治疗中的作用。
在酒精使用方面，虽然联合中介效应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但本研究的统计效力仅为 84%，可能无法检测到较小的间接效应。未来研究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和更合理的测量时间点，以明确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以及是否有其他机制影响干预对酒精使用的效果。此外，其他心理机制，如自我效能、信心和改变知识等，在在线和远程医疗酒精治疗中已被发现有中介作用，它们在综合焦虑 - 酒精治疗中的作用也有待研究。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采用了现代因果中介方法和纵向研究设计，能够推断时间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可能存在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尽管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影响。其次，样本量较小且随访时有部分人员流失，可能会引入偏差，未来研究将通过更大样本量的 RCT 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中介变量的测量在理论基础和测量时间上可能存在不足，未来需要更精确地测量中介变量，以更好地理解综合焦虑 - 酒精治疗的作用机制。
总的来说，本研究虽然没有找到假设中介变量对治疗效果的联合介导作用，但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综合焦虑 - 酒精治疗的潜在机制，从而不断优化在线干预措施，为解决焦虑和酒精使用共病问题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