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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OP）诊断技术存在差异，影响临床实践。研究人员开展 QCT 与 DXA 诊断 OP 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结果显示 QCT 诊断的 OP 患者更多，差异与年龄、性别有关。该研究为优化 OP 诊断提供依据。
在骨骼健康的研究领域中，骨质疏松（Osteoporosis，OP）如同一个隐匿的 “健康杀手”，悄然威胁着全球众多人群的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它是一种以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全身性代谢骨病，会显著增加骨骼的脆性，进而引发骨折风险的大幅上升。想象一下，在生活中，一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如轻微的跌倒、弯腰捡东西，对于骨质疏松患者而言，都可能成为导致骨折的 “导火索”。据统计，2010 年，全球 50 岁及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预估风险人数高达 1.58 亿，并且这一数字预计到 2040 年将翻倍。在全球范围内，每 3 秒就有一起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其中髋部骨折更是令人担忧，它不仅会导致患者的残疾率大幅增加，还与较高的死亡率密切相关，其死亡率甚至高于道路交通事故，与乳腺癌相当。此外，骨质疏松性骨折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髋部骨折第一年的治疗费用远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和缺血性中风。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早期精准检测和诊断骨质疏松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双能 X 线吸收法（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作为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技术，它通过后前位投影法评估骨结构，以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值来判断是否患有骨质疏松，当 BMD 值低于年轻成人平均值 2.5 个标准差（T-score ≤ -2.5）时即可诊断为骨质疏松，在 - 2.5 < T-score < -1 之间则为骨量减少。而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QCT）作为另一种有效的诊断方法，能定量测量小梁骨的体积 BMD，以 g/cm3 为单位，国际临床骨密度学会（ISCD）和美国放射学会（ACR）推荐腰椎 BMD ≤ 80mg/cm3 为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80 - 120mg/cm3 为骨量减少。然而，现有的一些研究对比 QCT 和 DXA 对椎体骨质疏松的诊断性能时，结果并不一致，这使得医生在选择最佳诊断技术时面临困境，究竟是 DXA 低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还是 QCT 高估了呢？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推动骨质疏松诊断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eClinicalMedicine》上。
研究人员为了深入探究 QCT 和 DXA 在骨质疏松诊断方面的差异，开展了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研究。他们前瞻性地在 PROSPERO 注册（CRD42024599632），并严格遵循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指南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全面搜索了 Medline、Embase、Scopus、Web of Science 和 Cochrane Library 等数据库中从建库至 2024 年 9 月 14 日发表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筛选过程中，设定了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例如要求所有参与者在一年内同时接受 QCT 和 DXA 对腰椎的检测，DXA 诊断标准遵循 1994 年 WHO 的推荐，QCT 诊断标准遵循 ISCD 和 ACR 的建议等。最终，从最初检索到的 2321 篇文献中，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 19 项研究，共纳入 3939 例病例进行分析。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使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进行荟萃分析，针对二分类数据，采用 Mantel-Haenszel 模型计算优势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考虑到研究中设备、人群和技术的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M）对数据进行合并。通过 I2 统计量评估纳入研究的异质性，同时使用 Stata 18.0 软件进行 Begg’s 和 Egger’s 检验以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并通过逐一排除纳入研究的方式进行敏感性分析，还进行了元回归分析以确定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 QCT 和 DXA 诊断骨质疏松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纳入的 19 项研究中，QCT 诊断出的骨质疏松患者数量显著多于 DXA。总体分析表明，QCT 识别骨质疏松患者的优势比为 4.91（95% CI：3.19 - 7.54；p < 0.0001）。进一步的亚组分析发现，性别和年龄对这两种技术的诊断差异有着显著影响。在男性群体中，QCT 相较于 DXA 识别骨质疏松患者的优势更为明显，优势比达到 8.45（95% CI：3.80 - 18.77；p < 0.0001）；而在女性群体中，QCT 识别骨质疏松患者的优势比为 2.11（95% CI：1.53 - 2.90；p < 0.0001）。在年龄方面，≥65 岁人群中，QCT 和 DXA 诊断骨质疏松的差异（OR：6.01，95% CI：3.45 - 10.47；p < 0.0001）明显大于 < 65 岁人群（OR：2.27，95% CI：1.55 - 3.33；p < 0.0001） 。此外，研究还通过 Begg’s 检验和 Egger’s 检验发现潜在的发表偏倚为阴性，敏感性分析表明逐一排除研究对 QCT 和 DXA 识别骨质疏松的合并 OR 影响较小，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QCT 检测骨质疏松的比率显著高于 DXA，这一差异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一方面，腰椎区域的骨质增生、韧带钙化、脊柱退变或腹主动脉钙化等情况会使腰椎 DXA 测量的 BMD 值高估，从而低估骨质疏松的情况；另一方面，DXA 测量的是皮质骨和松质骨的二维投影，而 QCT 测量的是松质骨的三维 BMD，松质骨随年龄流失更快，这使得 DXA 在识别骨质疏松方面的敏感性降低。同时，许多老年人的中心性肥胖会增加 X 射线源到扇形束探测器的距离，导致 DXA 高估腰椎 BMD。然而，研究人员认为，QCT 和 DXA 诊断标准的不一致可能是造成两者诊断差异的主要原因，目前推荐的 QCT 诊断骨质疏松的标准（腰椎 BMD < 80mg/cm3）并不等同于 DXA 测量的 T-score < -2.5 。而且，QCT 诊断标准的起源并不明确，虽然其在骨折预测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对于不同人群，可能需要不同的诊断阈值。例如，对于东亚人群，较低的阈值（如 50mg/cm3）可能会提高诊断椎体骨折的特异性。
此外，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该研究仅基于腰椎 BMD 诊断骨质疏松，其检测率并不能代表人群中骨质疏松的实际患病率；其次，根据不同研究人群的平均或中位年龄进行的亚组分析，并不能真正揭示年龄对两种影像学方法诊断骨质疏松差异的实际影响；最后，研究未对不同的 QCT 或 DXA 模型进行分类，这可能会影响 BMD 测量结果，增加研究之间的异质性。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明确揭示了 QCT 和 DXA 在诊断骨质疏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给全球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挑战。研究结果强调了重新评估和验证 QCT 诊断标准的必要性，尤其是要结合不同人群的骨折结局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优化骨质疏松的诊断流程，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还能为临床医生选择合适的诊断技术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从而更好地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降低骨折风险，减轻患者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为骨骼健康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