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与儿童欺凌网络的动态互作机制：一项纵向社会网络分析

为解决校园欺凌中群体过程与社会地位的关联机制问题，研究人员采用纵向社会网络分析（SNA）对965名中国小学生开展研究，通过多水平模型（MLM）和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AOM）构建二元及三元网络效应。结果显示旁观者社会地位最高，欺凌/受害者（bully/victim）最低；高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儿童倾向减少欺凌联结（Est=?0.21, p<0.05），而高社会接纳（social acceptance）者则降低受害联结（Est=?0.19, p<0.05）。该研究为校园欺凌干预提供了网络动力学依据。

　　

校园欺凌绝非简单的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由施暴者、受害者与旁观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网络系统。随着OECD 2017年报告揭示全球15%学生每周遭受欺凌，这种群体性暴力对儿童认知、情绪发展的长期危害引发广泛关注。传统研究多将欺凌视为属性变量（如发生频率），却忽视了"谁欺凌谁"的网络关系本质。更关键的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这一影响欺凌的核心因素——包括社会偏好（同伴喜爱度）与社会接纳（影响力）——如何与网络动态互作，始终是未解之谜。

山东某高校团队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发表的研究，首次通过纵向社会网络分析（longitudin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揭示了中国小学生群体中社会地位与欺凌网络的共演化规律。研究追踪2020-2021年22个班级965名学生（52.1%男生），采用同伴提名法构建欺凌网络，运用多水平模型（MLM）和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 SAOM）解析网络动力学。

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22个未重组班级的纵向设计；2）SAOM模型分析二元（bullying-victimization）和三元（triadic）网络效应；3）社会地位的双维度测量（社会偏好/接纳）。

结构特征
数据分析显示：54.8%儿童存在至少1条施暴联结（男生65.5%显著高于女生42.2%），网络密度仅0.036，印证欺凌具有选择性。

角色差异
旁观者社会地位显著高于其他角色（p<0.001），而兼具施暴与受害的bully/victim群体地位最低，这与Yang & Salmivalli 2013年发现的社会适应风险一致。

动态机制
SAOM模型揭示：1）社会接纳维度中，高地位者的alter效应（Est=?0.19, p<0.05）表明其能减少被欺凌风险，但ego效应不显著；2）社会偏好维度中，高地位者的ego效应（Est=?0.21, p<0.05）驱动其主动减少施暴行为，而alter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在东亚文化背景下验证了"地位维护假说"——儿童会通过调整欺凌行为来优化社会地位。发现旁观者的高地位提示其可能成为干预的"关键节点"，而bully/victim群体的低地位则需针对性心理支持。方法论上，SAOM与MLM的结合为复杂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正如作者指出，未来应关注网络位置（如中介中心性）与地位的交互作用，这将为构建"去中心化"的校园欺凌防控体系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