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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南非药品不良事件（ADE）报告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南非成年人对 ADE 的认知、报告态度及自身角色认知的研究。结果显示多数人知晓 ADE 且认为报告重要，但报告工具知晓度低。该研究为改善 ADE 报告、提升药物安全提供依据。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药物是对抗疾病的有力武器，可治疗和预防多种病症。然而，药物并非毫无风险，药品不良事件（Adverse Drug Events，ADE）时有发生。这些不良事件不仅影响患者健康，还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全球范围内 ADE 的报告存在不足，即便有像美国的 FAERS、英国的黄卡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VigiBase 等报告工具，问题依旧严峻。在南非，虽然 1992 年就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药物监测计划，也有相关法规和监管机构，但 ADE 的漏报情况依然突出。为了深入了解南非成年人对 ADE 的认知、报告态度以及他们对自身在报告中角色的看法，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 Nokukhanya Ncube、Martha S. Lubbe、Hanlie Steyn 和 Nkengafac V. Motaze 开展了这项研究，其成果发表在《Therapeutic Innovation & Regulatory Science》上。
研究人员采用分析性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他们从已发表的类似研究中选取问卷，并经统计学家评估表面效度，南非药物使用科学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与研究目标的相关性后确定问卷内容。问卷包含 32 个问题，涵盖社会人口学信息、ADE 认知、报告态度等多个方面。研究通过在 News24 和 Netwerk24 在线平台发布新闻招募参与者，这些平台每日活跃用户众多。参与者需年满 18 岁、居住在南非且同意参与。数据收集完成后，研究人员使用 R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运用皮尔逊卡方检验、费舍尔检验和 Wilcoxon 秩和检验等方法分析数据。
参与者特征：研究共回收 374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对 350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参与者的年龄中位数为 52 岁（IQR：38, 62），女性占多数（71.4%），大部分（86.0%）拥有高等教育背景，主要居住在城市（91.4%）。参与者中 29.1% 为医护人员（Healthcare Professionals，HCPs）或正在学习成为医护人员，其中药剂师占 HCPs 的 42.2%。
ADE 认知：总体而言，86.3% 的参与者听说过 ADE，HCPs 中的知晓率（98.0%）显著高于非 HCPs（81.5%）。在知晓 ADE 的参与者中，94.8% 准确指出任何年龄组都可能经历 ADE，HCPs 和非 HCPs 在此方面无显著差异。多数参与者（87.4%）知道 ADE 需要报告，HCPs 的知晓率（97.0%）高于非 HCPs（82.7%）。同时，84.9% 的参与者意识到任何人都能报告 ADE，HCPs（92.8%）在这方面的认知也显著高于非 HCPs（80.9%）。关于报告信息来源，非 HCPs 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而 HCPs 则主要从其他 HCPs 处了解。另外，77.4% 的参与者听说过南非卫生产品监管局（South African Health Products Regulatory Authority，SAHPRA），HCPs 的知晓率（92.9%）高于非 HCPs（70.9%）；但仅有 17.3% 的参与者知道 Med Safety App，非 HCPs（8.4%）的知晓度远低于 HCPs（38.4%）。
对 ADE 和 ADE 报告的态度：97.9% 的参与者有用药史，多数（90.1%）会阅读药品说明书。在报告 ADE 的重要性上，98% 的 HCPs 和 93% 的非 HCPs 表示认同。主要原因包括让医护人员了解药物作用、避免他人出现相同反应以及确保报告能送达药品制造商。不过，部分参与者也认为报告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还有人担心药物的真实性。在与医护人员的沟通方面，52.4% 的非 HCPs 和 45.9% 的 HCPs 曾询问过医护人员关于 ADE 的问题，51.1% 的非 HCPs 和 66.3% 的 HCPs 从医护人员处获得过 ADE 信息。此外，45.6% 的非 HCPs 和 25.5% 的 HCPs 觉得自己对药物的不良反应了解不足，多数参与者希望进一步了解药物副作用。
研究结论表明，南非成年人对 ADE 和 ADE 报告有一定认知，且对报告持积极态度。但报告工具，如 Med Safety App 的知晓度较低。这意味着，尽管人们意识到报告的重要性，但可能因缺乏对报告工具的了解而影响报告行为。该研究为后续改善南非 ADE 报告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提示应开展针对报告流程和工具的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和医护人员对报告工具的知晓度，进而促进 ADE 的报告，提升药物安全水平。同时，研究也发现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在 ADE 信息沟通上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双方的交流，确保患者能充分了解药物风险，积极参与到药物警戒（Pharmacovigilance）中来，共同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招募策略可能导致样本存在偏差，仅邀请了浏览特定平台的用户参与；数据收集仅通过在线平台，可能使城市参与者占比过高；问卷仅用英文，限制了部分参与者；样本量相对较小且城市受访者居多，影响结果的普遍性；此外，研究依赖参与者回忆，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尽管如此，该研究仍成功达到目的，为南非 ADE 报告的改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有助于推动南非药物警戒工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