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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恶搞盛行、明星形象受损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 “自嘲式幽默对明星人际吸引力影响” 的研究。发现该策略可提升明星人际吸引力，在社交距离远时更有效，且通过感知宽恕起作用。这为明星形象管理提供了新策略。
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它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平台。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恶意内容也在肆意滋生，尤其是针对那些备受瞩目的明星们。一些网站会故意篡改明星的图片或视频，然后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这种行为被称为 “网络恶搞（cyber spoofing）”，它把对名人的诋毁和低俗化当作娱乐，严重损害了明星的声誉，降低了他们在公众心中的好感度 。然而，面对这一棘手问题，研究明星应对网络恶搞的策略却少之又少。此前有研究表明，自嘲式幽默（Self-deprecating humor）是应对社交媒体负面内容的有效策略，但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品牌声誉修复方面，对于其能否提升明星形象还尚不明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西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为了探究明星使用自嘲式幽默应对网络恶搞时对其人际吸引力（interpersonal liking）的影响，以及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和感知宽恕（perceived forgiveness）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人员精心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实验研究法，通过线上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在样本选取上，招募的均为中国参与者，涵盖不同性别和年龄段。每次研究都根据相应的统计学方法估算样本量，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研究结果具体如下：
Study 1a 通过让 183 名参与者阅读明星应对网络恶搞的不同场景（自嘲式幽默回应和严肃回应），采用被试内设计，用配对 t 检验分析数据，发现明星在自嘲式幽默条件下获得的人际吸引力评分（ M=5.31 , SD=1.68 ）显著高于严肃控制条件（ M=4.73 , SD=1.78 ），表明使用自嘲式幽默能增加明星的人际吸引力。
Study 1b 为排除 Study 1a 中被试内设计可能存在的混淆因素，招募 198 名参与者，采用被试间设计，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同样得出明星在自嘲式幽默回应条件下的人际吸引力评分（ M=5.99 , SD=1.97 ）高于严肃控制回应条件（ M=4.18 , SD=2.29 ），再次验证了 Study 1a 的结果。
Study 2 招募 205 名参与者，采用 2×2 混合设计，探究社交距离的调节作用。将参与者分为近距离组（假设自己是明星粉丝作答）和远距离组（假设自己不是明星粉丝作答），然后让他们阅读明星不同应对方式的场景。结果显示，回应类型的主效应显著，社交距离主效应不显著，但二者的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远距离组中，明星在自嘲式幽默条件下的人际吸引力评分（ M=5.57 , SD=1.66 ）高于控制严肃条件（ M=4.91 , SD=1.84 ）；而在近距离组中，两种条件下的人际吸引力评分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自嘲式幽默在社交距离远的情况下对提升明星人际吸引力更有效。
Study 3 招募 274 名参与者，在远距离条件下探究感知宽恕的中介作用。参与者阅读明星不同应对方式的场景后，回答对明星的感知宽恕和喜欢程度。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自嘲式幽默条件下参与者更易感知到明星的宽恕，且该条件下明星的人际吸引力评分更高。通过 PROCESS Macro for SPSS 中的 Model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感知宽恕在自嘲式幽默对人际吸引力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 。
综合上述研究，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自嘲式幽默可以作为明星应对网络恶搞的有效策略，能够提升其人际吸引力；并且这种策略在面对社交距离较远的公众时效果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是通过让公众感知到明星的宽恕来实现的。
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方面，它丰富了自嘲式幽默的研究文献，揭示了其在明星形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拓展了其应用范围；同时也强调了社交距离和感知宽恕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完善了应对策略与公众态度关系的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为明星应对网络恶搞提供了新的思路，建议明星在应对网络恶搞时，应更关注社交距离较远的公众，利用自嘲式幽默将声誉威胁转化为提升形象的机会，增强与公众的互动和联系。此外，该研究也为面临类似网络压力的个体提供了借鉴，具有潜在的心理社会干预价值。不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仅以中国参与者为样本，场景和幽默回应有限，缺乏社会人口学数据等，未来研究可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