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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常被简化为个人责任问题，诊疗不足且 stigma 普遍。研究人员围绕肥胖的生物机制、临床定义及 MBS 价值展开研究，发现 MBS 可调节神经内分泌适应（如 ghrelin、leptin 等），强调应将其作为早期干预手段而非最后选择，为肥胖诊疗提供新方向。
肥胖，这个看似熟悉的词汇，背后却隐藏着诸多误解与偏见。在大众认知里，它常被简单归咎于 “管不住嘴、迈不开腿”，是个人自律问题的外在体现。然而，当我们深入医学视角会发现，这种认知严重偏离了肥胖的本质 —— 它并非单纯的体型问题，而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当前，肥胖的诊疗面临重重困境：以身体质量指数（BMI）单一衡量标准导致的评估片面化，将肥胖视为其他疾病风险因素而非独立疾病的错误定位，使得患者长期遭受 stigma（污名化），难以获得科学有效的治疗，像代谢减重手术（Metabolic Bariatric Surgery, MBS）等循证疗法的应用也严重滞后。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肥胖的生理机制、重新定义临床诊断标准，并审视 MBS 的治疗价值，成为破解肥胖诊疗困局的关键。
为了打破这些认知与实践的桎梏，来自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Erasmus MC）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他们综合多学科证据，系统分析了肥胖的生物学基础、临床分型及干预手段，研究成果发表在《Obesity Surgery》。该研究旨在重塑对肥胖的科学认知，为临床实践提供更精准的指导，推动肥胖诊疗从 “体重羞辱” 向 “生物医学干预” 的范式转变。
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技术方法开展：一是整合流行病学数据，分析肥胖与代谢疾病的关联；二是结合临床样本，检测神经内分泌因子（如瘦素、胃饥饿素等）在肥胖发生发展中的动态变化；三是回顾 MBS 手术病例，评估手术对患者代谢指标和体重的长期影响，同时纳入不同地区的患者队列，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定义临床肥胖：从 “脂肪堆积” 到 “器官功能障碍”
传统以 BMI 衡量肥胖的方式存在明显缺陷，无法区分脂肪堆积是否已导致器官损伤。研究引用《2025 年柳叶刀委员会》（The 2025 Lancet Commission）观点，将临床肥胖重新定义为因脂肪过多引发器官功能障碍的慢性系统性疾病，并首次明确区分 “临床前肥胖”（脂肪过多但器官功能正常）与 “临床肥胖”。前者需通过 BMI 结合腰围、腰臀比等人体测量指标综合评估，后者则以可测量的器官损伤或功能障碍为诊断核心。例如，BMI 超过 40 kg/m2 者，可直接判定存在过度脂肪堆积相关风险。这一分类为早期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避免因单纯关注体重数字而延误治疗。
神经内分泌适应：身体如何 “捍卫” 肥胖状态
肥胖一旦形成，人体会通过复杂的神经内分泌机制维持体重 “设定点”，抵抗减重。研究发现，尽管脂肪组织增多会使瘦素（leptin）水平升高，但患者普遍存在瘦素抵抗，导致饱腹感信号失灵，进而持续进食。胃饥饿素（ghrelin）的变化更具戏剧性：节食减重后，该激素水平会显著高于基线并持续至少 1 年，形成强烈的摄食驱动力；而 MBS 手术（如 Roux-en-Y 胃旁路术 RYGB、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 LSG）可短期内降低 ghrelin 水平，但不同研究显示其反弹时间和幅度存在差异，反弹明显者往往饥饿感更强、减重效果更差或易复胖。此外，胰岛素抵抗不仅影响血糖稳态，还会削弱中枢抑制食欲的作用，胰高血糖素样肽 - 1（GLP-1）反应迟钝则导致饱腹感不足。脂肪组织作为内分泌器官，释放的炎症介质更会形成代谢功能障碍的恶性循环。多项临床研究印证了这些生理适应的顽固性：“CALERIE 试验” 显示，适度减重后静息代谢率比预期降低 10-15%；“超级减肥王” 参赛者在减重 6 年后，每日代谢率仍比预期低 500 千卡，需长期严格控制饮食才能避免复胖。
破除 stigma：MBS 不应是 “最后选择”
尽管 MBS 是目前治疗重度肥胖最有效、持久且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有超过 50 年的科学证据支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但临床中常被当作 “最后手段”，要求患者必须先尝试传统疗法或达到极高 BMI 阈值。研究指出，这种做法忽视了肥胖的慢性病本质 —— 如同癌症化疗或哮喘吸入剂无需 “失败” 其他治疗后才使用，MBS 应基于疾病严重程度而非 “尝试次数” 进行决策。手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和代谢机制从根本上对抗肥胖，其生理获益往往先于显著体重下降，而非单纯限制热量。政策层面设置的 “多重减重失败” 门槛，本质上是将手术视为对患者的 “惩罚”，加剧了 stigma，违背了慢性病治疗的公平原则。
多模式整合治疗：超越 “单一手段” 的局限
现代肥胖管理需要借鉴癌症治疗的多学科协作模式，将手术、药物、内镜、生活方式干预和心理支持相结合。研究强调，药物治疗与 MBS 具有协同作用，术前用药可增强减重效果，术后可应对体重平台期或复胖，国际肥胖与代谢外科联盟（IFSO）的立场声明也支持将药物作为 MBS 后复胖的辅助治疗手段。然而，患者长期依从性是一大挑战，许多人因副作用、费用或心理压力中断药物治疗，这凸显了建立全面支持体系的必要性。临床医生需采用基于生物学的诊断标准减少 stigma，政策制定者应保障治疗可及性，公众教育则需聚焦肥胖的复杂病因，摒弃 “意志力薄弱” 的错误归因。
研究结论与意义：从 “体重管理” 到 “疾病治疗” 的范式革命
这项研究通过重新定义肥胖、揭示神经内分泌机制、论证 MBS 的早期价值及倡导多模式治疗，为肥胖诊疗提供了全新框架。核心结论包括：①肥胖是需系统干预的慢性疾病，而非单纯生活方式问题；②神经内分泌适应（如 leptin 抵抗、ghrelin 失调）是肥胖维持的关键机制，MBS 可通过调节这些机制实现长期获益；③破除 stigma、降低 MBS 应用门槛、整合多学科治疗，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必要路径。
其意义深远：对临床而言，推动诊断从 “BMI 中心” 转向 “器官功能评估”，促使 MBS 更早介入治疗；对患者而言，减少污名化带来的心理伤害，获得更科学及时的治疗；对公共卫生而言，引导政策关注肥胖的生物学本质，优化医疗资源分配。正如《柳叶刀委员会》框架所示，唯有以科学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才能真正改变肥胖治疗的现状，让无数受困于肥胖的个体重获健康希望。未来，跨学科协作、机制研究的深入及治疗可及性的提升，将是这一领域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