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细菌对杀菌剂敏感性及体外适应方法的复杂性研究

这篇综述系统探讨了细菌对杀菌剂（Biocides）敏感性下降的机制及其与抗生素耐药性（AMR）的交叉关联，重点分析了当前研究方法（如MIC/MBC测定、TN-seq、RNA-seq）的优缺点，强调建立标准化评估体系的紧迫性。作者指出杀菌剂（如QACs、CHX、TCS）的过度使用通过水平基因转移（HGT）和突变加速多重耐药（MDR）病原体（如ESKAPE菌群）的进化，呼吁采用"One Health"策略协调全球监管。

　　

杀菌剂耐药性研究的挑战与定义困境

杀菌剂（Biocides）作为区别于抗生素的广谱抗菌剂，其耐药性研究面临定义混乱的难题。与抗生素不同，杀菌剂缺乏标准化的临床折点（breakpoints），且术语"耐受性（tolerance）"和"耐药性（resistance）"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分歧。欧盟标准（EUCAST）将杀菌剂耐药定义为微生物在推荐使用浓度下的存活能力，而van Dijk等学者则主张通过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小杀菌浓度（MBC）的倍数变化来判定。这种定义差异直接影响了WHO优先病原体（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监测数据可比性。

标准化检测方法的缺失

当前杀菌剂敏感性测试（BST）主要借鉴抗生素药敏试验（AST）方法，但存在显著局限性。96孔板肉汤稀释法易受杀菌剂光散射干扰（如QACs的临界胶束浓度效应），而琼脂扩散法则难以评估不稳定氧化剂（如过氧乙酸）的活性。更关键的是，富培养基（如Mueller-Hinton）中的有机质会吸附阳离子杀菌剂（如苯扎氯铵BZK），导致MIC值偏差达10倍。研究显示，聚苯乙烯材质微孔板会使鲍曼不动杆菌对氯己定的MBC值虚低，凸显材料选择的重要性。

分子机制研究的突破

通过转座子插入测序（TN-seq）技术，学者在耐BZK的鲍曼不动杆菌中发现核糖体蛋白L23/L24突变与secY易位子系统异常。RNA-seq则揭示亚致死浓度三氯生（TCS）可激活大肠杆菌脂肪酸合成基因fabI^156-158，而氯己定（CHX）压力会诱导肠杆菌科特有的AceI外排泵高表达。值得注意的是，qac基因簇（如qacA/B）虽广泛存在于质粒上，但其表型贡献度在不同菌株中差异显著，暗示存在复杂的调控网络补偿机制。

体外适应性进化模型比较

梯度琼脂平板法能在14代内筛选出对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DDAC）耐受性提高9倍的铜绿假单胞菌，但表型稳定性较差。相比之下，连续培养系统（chemostat）中混合微生物群落经3年BZK暴露后，通过16S rDNA测序发现不动杆菌属丰度上升300倍，且携带多重耐药（MDR）调控基因adeRS突变。微孔板平行进化实验则证明，大肠杆菌MG1655经500代氯己定适应后，脂质转运体mlaA突变导致对多粘菌素交叉耐药性增强4-8倍。

未来研究方向与政策启示

作者建议将杀菌剂最小持续杀菌时间（MDK）纳入评估体系，尤其针对医院高频使用的过氧化氢（H₂O₂）和次氯酸钠（NaClO）。鉴于COVID-19期间QACs环境浓度激增53倍，需建立全球污染物监测网络。美国FDA已禁止含19种杀菌剂的洗护产品，但针对临床关键消毒剂（如聚维酮碘）的监管仍显不足。通过整合机器学习预测模型与多组学验证，有望在ESKAPE病原体中识别新的生物标志物（如锌转运蛋白Znu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