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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传统农业环境影响下培养食品的消费者接受度，研究人员以 302 名英国成年人为样本，分析 16 种培养食品（含动植物源）的分类与接受障碍。发现消费者将其分为培养肉与非肉两类，前者厌恶感和非自然感知更强，为可持续饮食研究提供新方向。
培养食品的消费者认知与接受度：基于多源细胞类型的跨维度研究
在全球气候危机与粮食安全双重压力下，传统农业模式的环境代价日益凸显 —— 其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温室气体（GHG）排放激增等问题，正不断削弱生态系统对粮食生产的长期支撑能力。据测算，仅畜牧业就贡献了约 14.5% 的人为 GHG 排放，而土地与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更使农业成为地球承载的 “不可承受之重”。在此背景下，细胞农业（cellular agriculture）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应运而生：通过从生物活体中提取细胞并在实验室可控环境中培养，该技术有望绕开传统养殖的污染路径，实现食品生产的可持续转型。例如，以色列企业 Wilk 通过培养哺乳动物乳腺细胞生产牛奶甚至人乳，而植物细胞培养技术则可为可可、咖啡等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作物提供稳定来源。
然而，尽管细胞培养技术在研发端如火如荼，消费者对这一新兴食品类别的认知却长期停留在 “培养肉” 单一品类。作为细胞农业的典型代表，培养肉虽已引发广泛讨论，但其背后的消费者心理机制 —— 尤其是不同细胞来源（如陆生动物、水生动物、非肉类动物源、植物）的培养食品是否被差异化认知 —— 仍处于 “黑箱” 状态。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某学术机构的研究团队以 302 名英国成年人为样本，开展了一项针对 16 种培养食品的综合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Appetite》杂志，为理解可持续饮食的消费者接受逻辑提供了关键洞见。
研究设计与核心方法
研究采用隐式分类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消费者对四类培养食品的认知：
- 陆生动物肉类（如牛肉）；
- 水生动物肉类（如鱼肉）；
- 非肉类动物源食品（如牛奶）；
- 植物源食品（如可可）。
通过心理测量工具量化参与者的厌恶感（disgust）、非自然感知（perceived unnaturalness）及尝试意愿（willingness to try），并结合人口学特征（如饮食偏好、食品新恐惧症）进行关联分析。
研究结果解析
一、消费者分类：基于 “肉 - 非肉” 的二元认知框架
通过隐含类别分析（implicit categorization analysis），研究发现消费者自发将培养食品划分为两大集群：
- 培养肉类：包含所有动物肌肉组织来源的产品（如牛肉、鱼肉）；
- 培养非肉类：涵盖植物源及非肌肉动物源产品（如可可、牛奶）。
这一分类模式表明，消费者更关注食品的 “生物来源本质” 而非生产技术本身，与传统食品分类中 “动物 - 植物” 分界逻辑一致。
二、接受障碍的差异化表现
- 厌恶感的显著差异：培养肉类引发的厌恶感显著高于非肉类产品。这一现象可能与 “核心厌恶（core disgust）” 机制相关 —— 人类对动物肉类的潜在病原体风险具有进化保守的防御反应，而植物源或加工动物产品（如牛奶）的风险感知较低。
- 非自然感知的弱关联性：尽管培养肉类的 “非自然” 评价更高，但该变量对尝试意愿的影响强度远低于厌恶感。这提示技术的 “人工属性” 并非消费者拒绝的核心动因，而情感层面的抵触（如恶心感）才是关键障碍。
三、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 饮食偏好的分化：素食者对培养肉类的厌恶感更强，可能因其饮食身份与 “动物源性” 存在认知冲突；杂食者则因对传统肉类的熟悉度，对培养肉类的抵触相对较低。
- 食品新恐惧症的影响：高食品新恐惧症群体对所有培养食品的接受度均显著降低，表明 “对新奇事物的本能排斥” 是跨品类的共性障碍。
结论与启示：技术落地的心理学密码
本研究揭示了培养食品市场的关键悖论：消费者并非将其视为统一的 “实验室食品”，而是根据生物来源进行精细分类，且不同类别面临的接受壁垒差异显著。对于培养肉类，降低厌恶感（如通过技术叙事弱化 “屠宰联想”）是突破重点；而植物源培养食品则可借力 “可持续” 标签，规避 “非自然” 争议。此外，研究证实 “自然 = 健康” 的启发式认知依然根深蒂固，如何通过沟通策略（如使用 “清洁肉” 替代 “实验室培养肉”）重构技术形象，将成为产业推广的核心命题。
从更宏观视角看，该研究为细胞农业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 当技术开发者专注于成本与工艺时，消费者的心理维度同样需要被纳入 “可持续食品系统” 的整体设计。随着全球对替代蛋白需求的激增，理解 “培养食品为何难以入口” 或许比 “如何在培养皿中生产” 更具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样本多样性（如不同文化背景群体），并探索营销策略对认知偏差的干预效果，为构建环境友好型饮食模式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