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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LGUE）及区域差异等问题，研究人员结合 SBM-undesirable 与 meta-frontier 模型、Malmquist 指数及 Tobit 模型，分析 284 个城市数据。发现整体效率待提升、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增长促进效率，金融压力起反作用，为土地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粗放式土地利用模式带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下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 ULGUE），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区域间土地利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效率差异显著，且传统研究往往忽视技术异质性，难以精准揭示效率提升的关键障碍。在此背景下，国内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旨在全面评估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剖析区域差异背后的技术与管理因素，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成果发表在《Ecological Indicators》。
研究人员选取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0 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行政地理将其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区域。综合运用 SBM-undesirable 模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meta-frontier 模型（元前沿模型，用于刻画区域技术异质性）、Malmquist 指数（分析效率动态变化）及 Tobit 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静态水平、技术差距、动态演变及驱动因素。
静态分析与区域差异
通过 SBM-undesirable 与 meta-frontier 模型计算发现，各区域在组前沿下的 ULGUE 差异显著。西北（0.671）和西南（0.659）相对区域前沿技术表现较好，可能与西部大开发及生态保护政策推动有关；华南（0.584）因经济规模大、污染排放多而表现较差。在元前沿下，华东（0.584）、华北（0.571）和华南（0.555）效率较高，而西南（0.478）和西北（0.441）受经济基础薄弱、生态脆弱等因素制约，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分布呈现 “东部高、西部低” 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因经济集聚与空间溢出效应，效率显著高于周边地区。
技术差距与无效率来源
技术差距比（TGR）分析表明，华南（0.952）、华北（0.931）和华东（0.916）的生产技术接近元前沿，而西北（0.665）技术差距最大，提升潜力显著。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无效率（ULGUI）可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和管理无效率（GI）。东部地区（如华南、华北、华东）的 ULGUI 主要源于 GI（土地管理与配置问题），而东北、华中、西南、西北的 ULGUI 则由 TGI 和 GI 共同导致，其中西北的 TGI 占比最高，反映出技术落后是其主要瓶颈。
动态演变与驱动因素
Malmquist 指数显示，全国 ULGUE 年均增长 1.2%，东北（2.1%）因经济结构调整与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增速最快；华南（0.6%）受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拖累，增速最低。技术进步（MTC）是主要驱动力，年均增长 1.0%，而技术效率变化（MEC）贡献相对较小。区域差异上，东北的技术进步（1.7%）得益于绿色技术引入，东部的管理效率（GEC）提升则与土地集约利用政策相关。
Tobit 回归表明，经济发展水平（LED）对 ULGUE 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压力（FP）则起负作用。产业结构（IS）对东部、中部、南部有正向影响，但对东北、西南呈负向效应。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华北、华东和西南显著促进效率，而交通基础设施（TI）在部分区域因环境外部性呈现负相关。
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中国 ULGUE 整体偏低且区域失衡，技术异质性与管理效率差异是关键成因。东部地区需优化土地管理、遏制粗放利用，中西部则需加强技术创新、缩小技术差距。政策层面，应严控建设用地增量，强化科技创新对西部的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与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该研究为制定差异化土地政策、促进绿色城镇化提供了量化依据，有助于破解 “人地矛盾”，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上，meta-frontier 模型的引入为区域效率评估提供了新视角，弥补了传统统一前沿模型的不足，对同类研究具有方法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