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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 FDI 对东道国 ESV 的影响及 LUCC 的中介作用，研究人员分析 6 类 FDI 对 62 国 LUCC 和 ESV 的影响。发现 FDItotal对不同土地类型影响异质，且具国别差异，加拿大等国 ESV 变化显著，为优化外资政策提供依据。
在全球化浪潮中，资本的跨国流动深刻改变着地球的生态面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在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产生着复杂影响。然而，过往研究大多直接聚焦 FDI 与环境指标的关联，却忽视了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这一关键中间环节 ——FDI 究竟如何通过改变土地用途（如森林砍伐、耕地扩张）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不同行业的 FDI（如制造业、服务业）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环境效应？各国在吸引外资时，其自身发展水平、治理能力又该如何平衡经济收益与生态保护？这些问题如同迷雾，阻碍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为驱散这些认知迷雾，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覆盖全球 62 个国家、时间跨度从 2000 至 2022 年的系统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这项研究首次整合多行业 FDI 数据，深入剖析了 6 类行业 FDI（包括初级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对 LUCC 及 ESV 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旨在揭示 FDI 生态效应的 “黑箱” 机制，为各国优化外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技术方法
研究团队采用系统 GMM 模型，结合生态经济模型（EKCd）量化不同类型 FDI 对 6 类土地利用类型（森林、湿地、耕地等）的影响系数。通过 LUCC-ESV 转换公式，模拟了当某行业 FDI 增长 1% 时，ESV 的动态响应。数据层面，研究整合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供的细分 FDI 数据，以及全球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集，确保分析的时效性与全面性。
研究结果
1. FDI 对 LUCC 的异质性影响
总体 FDI（FDITotal）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呈现显著分化：每增加 1% 的 FDITotal，耕地面积将扩大 0.07%，但森林、湿地、灌木地和水体面积则会缩减。行业差异更为明显：初级产业 FDI（FDIPrim）对耕地扩张的推动作用最强，而建筑业 FDI（FDIcons）则显著挤占耕地资源，显示出基建活动对土地的集约化占用。
2. 国别差异与驱动因素
国家发展水平成为 FDI 生态效应的关键调节因子：收入水平与城市化率较低的国家，FDI 对自然土地（如森林、湿地）的侵蚀更为剧烈。此外，东道国的治理能力（如政策稳定性、环境监管效能）、技术水平与环保政策直接决定了 FDI 的环境代价 —— 治理能力强的国家能更有效抑制 FDI 的负外部性。
3. 情景模拟下的 ESV 变化
在预设情景中，加拿大成为 ESV 总量变化最显著的国家，其森林与湿地的减少导致调节服务价值大幅下降；蒙古、摩洛哥等国的 ESV 结构变化突出，耕地扩张虽带来供给服务提升，却以调节服务衰退为代价。这一结果警示各国：外资驱动的土地利用转型可能引发生态服务的 “隐性赤字”。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在全球尺度上揭示了 FDI 通过 LUCC 影响 ESV 的传导路径，证实了 FDI 生态效应的行业特异性与国别异质性。核心结论表明：FDI 并非单一的生态威胁或机遇，其环境影响取决于行业属性（如资源密集型行业更易引发生态退化）与东道国的制度韧性。例如，制造业 FDI（FDIManu）虽推动工业化，但若缺乏环保技术嵌入，将加速自然栖息地流失；而服务业 FDI（FDIServ）对土地的压力相对温和，但可能通过间接需求（如城市扩张）诱发生态连锁反应。
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 “精准调控” 的依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建立外资准入的生态门槛，尤其警惕初级产业与建筑业 FDI 的无序扩张；发达国家则应通过技术转移与绿色投资，降低全球价值链中的生态成本。此外，研究强调将 ESV 纳入外资政策评估体系，推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这项突破不仅填补了 FDI 环境效应研究中 LUCC 中介机制的空白，更以量化证据呼吁全球建立 “生态智慧型” 外资治理框架。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下，该研究为各国在吸引外资与守护生态之间寻找平衡点提供了关键坐标，堪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科学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