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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树和森林生物安全问题表征，研究人员对东南亚国家研究者、检疫及政府官员展开分析。发现以防范病虫害威胁为主，聚焦技术与行政 “内” 问题，忽视社会经济政治等 “外” 问题，该研究助于构建多元社会网络。
森林作为地球的 “绿色心脏”，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威胁。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如同无形的推手，加速了病虫害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巨大挑战。目前，学术界虽在解决生物安全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研究精力，但对于 “生物安全问题究竟是如何被定义和构建的” 这一底层逻辑，却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剖析不同主体对森林生物安全问题的认知框架，成为了破解当前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的研究团队将目光聚焦于东南亚地区，针对该区域内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生物安全研究人员、检疫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展开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利益相关者对树木和森林生物安全问题的表述，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认知模式和潜在矛盾，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该研究成果发表在《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上，为全球森林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研究人员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精心设计了 32 个问题，内容涵盖了生物安全的技术层面、管理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等多个维度。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研究团队不仅对问卷进行了多语言翻译，还邀请了当地具有生物安全和农业背景的专业人士对翻译内容进行审核，以避免因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导致的信息失真。此外，研究团队还运用了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广泛招募了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的参与者，最终获得了 38 份有效问卷。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借助 Nvivo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主题分析，通过归纳编码和理论演绎，提炼出了一系列关键的研究发现。
3.1 生物安全问题的基本表征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人员构建了树木和森林生物安全问题的基本表征模型（图 1）。该模型揭示了生物安全问题的核心矛盾，即有害生物和病原体的跨境传播与人类对货物和人员流动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矛盾中，树木和森林被视为需要保护的 “价值客体”，而病虫害则被定义为 “威胁客体”，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抗关系。参与者普遍认为，生物安全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阻止病虫害的入侵，从而保护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例如，有参与者提到 “期望植物产业和自然环境免受影响其的病虫害侵害”，强调了保护森林健康的重要性。
3.1.2 关注对象
调查数据显示，参与者对 “威胁客体” 和 “价值客体” 的认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 “价值客体” 方面，树木和森林不仅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具有木材生产等经济价值，还被赋予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有参与者指出 “树木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强调 “应该拯救天然森林，避免森林受到破坏”，体现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并存。在 “威胁客体” 方面，参与者对病虫害的描述涵盖了从具体的病原体名称（如 Ceratocystis、Hemileia 等）到一般性的危害描述（如 “有害生物”“致病因子” 等），反映出他们对病虫害的深入了解和高度关注。例如，有参与者提到 “保护当地木材生产免受外来病虫害的侵害”，突出了病虫害对森林经济价值的威胁。
3.1.3 技术与行政子问题
研究发现，参与者在描述生物安全问题时，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和行政层面的 “内隐问题” 上。在技术层面，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需求，包括加强病虫害监测技术的研发、提高实验室诊断能力、推广综合 pest management（IPM）技术等。例如，有参与者建议 “为森林所有者提供病虫害识别和 IPM 技术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强调了技术培训在生物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在行政层面，参与者则关注于政策法规的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建立以及资金投入的保障等问题。例如，有参与者指出 “需要在边境前后制定一系列策略和指导方针，以保护本地植物免受外来杂草、害虫和疾病的侵害”，反映了行政措施在生物安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然而，这些技术和行政措施往往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 “外显语境” 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影响，导致生物安全治理呈现出 “技术至上” 的倾向。
3.1.4 问题表征中的竞争焦点
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认知存在两种不同的焦点：一种是以植物健康为核心的 “健康焦点”，另一种是以边境检疫为核心的 “检疫焦点”。“健康焦点” 关注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强调通过综合管理措施预防和控制病虫害的爆发；而 “检疫焦点” 则将重点放在边境控制上，试图通过严格的检疫措施阻止外来病虫害的入侵。这两种焦点的存在，反映了生物安全治理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差异和目标冲突。例如，有参与者认为 “边境检查是应对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预警手段”，体现了检疫焦点的重要性；而另一些参与者则更关注 “森林健康管理中的生态可持续性”，强调了健康焦点的价值。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可能导致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影响治理效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3.2 对森林生物安全的启示
研究指出，当前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中存在的 “内隐问题” 导向的认知模式，可能导致治理者忽视全球贸易体系、政治经济格局等 “外显语境” 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深层次影响。例如，全球 neoliberal 贸易秩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病虫害的跨境传播风险，但这一问题在现有治理框架中往往被视为 “既定事实”，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反思。此外，技术官僚主导的治理模式可能导致社会参与度不足，难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研究强调，未来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更加注重 “内隐问题” 与 “外显语境” 的整合，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行政、社会和政治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治理框架。同时，应加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治理机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生物安全挑战。
这项研究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生物安全专家认知框架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当前森林生物安全治理中存在的认知偏差和治理困境。研究结果表明，仅仅关注技术和行政层面的 “内隐问题”，而忽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 “外显语境”，可能导致生物安全治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更加注重问题表征的多元化和治理框架的综合性，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构建更加有效的森林生物安全治理体系。这一研究不仅为东南亚地区的森林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有助于推动生物安全研究从 “单一技术导向” 向 “多元治理导向” 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