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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自然保护区（NRs）周边农户资源利用行为，针对早期 “堡垒式保护” 政策对农户资源利用的长期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空白，基于 449 户调查数据，用双障碍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发现成年 / 青少年时期经历保护区建立的户主资源开采强度更高，机制与负面态度和弱联系有关，为保护政策优化提供依据。
在大熊猫栖息地的青山绿水间，一场关于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 “代际对话” 正悄然展开。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陆续建立数百个自然保护区（NRs），早期 “堡垒式保护” 政策以 “围篱设卡” 的强硬手段限制农户资源利用，虽短期内守护了生态底线，却在乡村社会埋下隐性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不同年龄群体在保护区建立初期的经历差异，是否会像年轮般刻入代际记忆，持续影响当下的资源利用行为？
为破解这一谜题，来自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团队以四川、陕西 17 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 449 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行为经济学与生态保护交叉研究。这项发表在《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的成果，首次将 “代际暴露” 视角引入保护区管理，揭示了早期政策冲击如何通过记忆烙印塑造农户行为逻辑，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中国语境下的新解释框架。
研究团队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于 2018-2019 年完成入户调查，构建包含资源开采参与决策与强度决策的双障碍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并结合保护态度、制度联系等中介变量分析作用机制。数据覆盖木材采伐量（18.87 m3/ 五年）、薪柴采集（2.16 吨 / 年）、野生植物采集（180.77 kg / 年）等核心指标，同时记录户主年龄（53.84 岁平均）、教育年限（6.98 年）等社会特征。
一、代际差异：成年暴露群体的资源依赖困境
研究发现，保护区建立时处于成年（≥18 岁）或青少年（13-17 岁）阶段的户主，其资源开采强度显著高于婴幼儿时期（≤6 岁）经历政策的群体。以木材采伐为例，前者五年平均采伐量达 22.3 m3，较后者（15.1 m3）高出 47.7%。这一差异并非源于经济水平或地理条件，而是早期 “堡垒式保护” 带来的心理创伤在代际间的持续发酵。
二、机制解析：负面认知与制度疏离的双重枷锁
进一步分析显示，成年 / 青少年时期经历严格资源限制的户主，对保护区管理的负面态度比例（63%）是幼年组（28%）的 2.3 倍。这类群体普遍认为 “保护区限制生计发展”，且仅有 12% 参与过管理协商会议，制度联系强度比幼年组低 58%。这种 “信任断层” 导致其更倾向通过传统方式获取资源，形成 “政策冲突 - 认知固化 - 行为延续” 的恶性循环。
三、政策启示：从 “围堵” 到 “共生” 的范式转变
研究结论颠覆了 “资源利用仅由当前经济因素决定” 的静态模型，证明历史政策冲击会通过代际记忆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在全球超 16% 人口依赖保护区资源生存的背景下，该发现为破解 “保护 - 发展” 矛盾提供关键启示：
- 代际公平视角：政策需区分不同年龄群体的历史创伤程度，对早期暴露群体提供生计替代支持，如生态补偿或非农技能培训；
- 包容性治理：建立 “社区 - 保护区” 协同决策机制，通过参与式管理重建制度信任，降低年轻一代对传统资源的路径依赖；
- 动态评估框架：在保护区规划中纳入 “代际记忆资本” 测算，避免激进政策产生新的社会生态断层。
这项研究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保护区人地关系的 “时间胶囊”。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矗立数十年的保护围栏，看到的不应只是物理界限，更应是不同代际群体在生态变迁中的生存印记。唯有将代际经验纳入政策设计，才能让 “堡垒” 变为 “桥梁”，在守护大熊猫家园的同时，为乡村可持续发展铺就一条跨越代际的共生之路。正如研究揭示的核心启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终极成功，不仅在于物种数量的增长，更在于实现生态规则与人类记忆的和谐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