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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教育程度对 2 型糖尿病（T2D）诊断时临床表现及药物治疗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丹麦 DD2 队列中 10,020 例新诊断 T2D 个体进行分析。发现低教育组更易肥胖、有不良生活方式及并发症，药物使用与高教育组相近。该研究对改善治疗和预后有重要意义。
在糖尿病领域，社会经济因素对疾病管理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可能与糖尿病的发病、临床表现及治疗选择存在关联，但早期 2 型糖尿病（T2D）患者中这种关联的具体特征尚未完全明确。尤其是在疾病诊断初期，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临床表型差异以及药物治疗模式是否存在差异，仍缺乏大规模队列研究的支持。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病程较长的患者，且样本量较小，难以反映早期干预的实际需求。因此，深入探究教育程度对早期 T2D 患者临床特征和治疗策略的影响，对于优化疾病管理、缩小社会健康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丹麦奥胡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横断面研究。该研究以丹麦 DD2 队列（Danish Centre for Strategic Research in Type 2 Diabetes cohort）为基础，纳入 10,020 例新诊断的 T2D 患者，旨在分析教育程度与临床表型、药物治疗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为理解社会决定因素对糖尿病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并于《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发表。
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丹麦多个全国性注册系统（包括民事登记系统、国家患者登记系统、处方登记系统等）获取参与者的教育水平、医疗记录、用药数据等信息；其次，对参与者进行临床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等指标测量，并采集血样和尿样用于实验室检测；最后，运用泊松回归模型计算经性别和年龄调整的患病率比（aPRs），以评估不同教育水平组间各指标的差异。
3.1 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
研究队列中，31% 的患者为低教育水平，50% 为中等教育水平，19% 为高教育水平。低教育组患者年龄稍大，女性比例较高，糖尿病病程略长，独居比例、低收入及失业或退休比例均高于中、高教育组。
3.2 临床表现
- 生活方式和人体测量特征：低教育组当前吸烟率（22% vs 15%）、久坐活动水平（21% vs 15%）及肥胖率（BMI≥30 kg/m2：58% vs 49%）均显著高于高教育组，腰围也更大。
- 代谢和血管危险因素：各组间 HbA1c、LDL 胆固醇及血压水平相近，但低教育组甘油三酯≥1.7 mmol/L 的比例更高（53% vs 47%），且高胰岛素血症型 T2D 比例更高（32% vs 26%）。
- 合并症和并发症：低教育组心血管疾病（CVD）患病率（23% vs 17%）和微血管并发症（16% vs 13%）均显著高于高教育组，其中肾病最为常见。
3.3 药物使用
低教育组降糖药物、他汀类、ACE/ARB 及其他降压药的使用频率略高于高教育组。GLP-1 受体激动剂（GLP-1RA）在低教育组使用稍多（9.5% vs 8.8%），而钠 - 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SGLT-2i）使用较少（5.4% vs 6.8%）。分层分析显示，合并 CVD 或肥胖的低教育患者更倾向于使用 GLP-1RA，而无 CVD 的低教育患者 SGLT-2i 使用更少。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是早期 T2D 患者临床表型和治疗模式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低教育水平与更差的生活方式、更高的肥胖率、胰岛素抵抗及 CVD 和微血管并发症风险相关，但在药物治疗方面，尽管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相似，新型药物的使用存在差异。这提示，社会经济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健康行为和医疗决策，导致糖尿病预后的不平等。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在大规模全国性队列中揭示了教育程度对早期 T2D 患者的多维度影响，强调了社会决定因素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加强对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素养教育、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以及关注新型药物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合理应用。此外，研究还呼吁在普及医保覆盖的同时，进一步关注药物可及性和医患沟通，以缩小糖尿病治疗中的社会差距，改善整体患者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