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在澳大利亚，欧洲赤狐（Vulpes vulpes）入侵威胁本土生物多样性，其致死控制（如 1080 毒饵法）效果存疑。研究人员对比三地不同 baiting 制度，发现 baiting 未降低赤狐和野猫活动，标准 baiting 下赤狐活动高于强化 baiting，凸显监测入侵物种控制项目效果的重要性。
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半干旱土地上，一场关于入侵物种的生态博弈已悄然上演数十年。欧洲赤狐（
Vulpes vulpes）作为这片大陆最具威胁的外来捕食者之一，自 19 世纪被引入后，便以其强大的生态适应能力迅速扩散，成为本土野生动物的 “噩梦”。它们不仅直接导致多种澳大利亚特有物种灭绝或濒危，还通过捕食和资源竞争破坏生态平衡。为遏制赤狐的危害，大规模致死控制项目应运而生，其中以投放含 1080（ sodium monofluoroacetate，氟乙酸钠）的毒饵最为常见。然而，这些耗费巨资的措施是否真的奏效？长期以来，科学界对其效果争议不断：有的研究表明毒饵法能有效降低赤狐数量，有的却发现其效果微乎其微，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控制措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生态连锁反应，如释放同域分布的入侵中捕食者（如野猫
Felis catus）或改变猎物的行为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联合维多利亚州公园管理局等机构，针对维多利亚州温梅拉地区（Wimmera region）的赤狐种群展开了一项为期两年多的深入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iological Invasions》上，为理解入侵捕食者控制的复杂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研究人员选择了三个具有不同毒饵投放制度的典型区域：努尔康（Nurcoung，无 baiting 对照区）、图安（Tooan，标准系统性 baiting 区，毒饵间距 1500 米）和库阿克（Cooack，强化 baiting 区，部分区域毒饵间距 750 米）。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在每个区域沿道路网络以 1 公里间隔部署被动式运动感应相机陷阱（Reconyx Hyperfire 2），共设置数百台次相机，累计监测超 3 万夜次，记录目标物种的活动数据。通过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LMM）分析赤狐、野猫、欧洲野兔、沼泽小袋鼠等物种的检测计数，并利用核密度分布（KDD）和沃森 U2 检验（Watson’s U2 test）解析昼夜活动模式及种间时间重叠系数（Δ）。
研究结果
赤狐活动的时空动态
研究发现，baiting 制度与赤狐活动强度无显著直接关联。无 baiting 的努尔康地区赤狐活动水平始终低于其他两区，而标准 baiting 的图安地区赤狐检测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β=0.35），强化 baiting 的库阿克地区则无明显变化。季节和年份交互作用显著：库阿克地区赤狐春季活动高于秋季，努尔康地区则相反。昼夜节律显示，赤狐主要在日落前后达到活动高峰，并持续整夜，库阿克地区的日落峰值尤为突出，且与图安、努尔康的活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野猫及猎物物种的响应
野猫活动同样受区域和年份交互影响：库阿克地区野猫检测量呈显著上升（β=1.16），而图安地区下降（β=-0.75）。尽管赤狐与野猫的时间重叠系数高达 0.84，但两者活动高峰存在约 70 分钟的滞后。对于猎物物种，袋鼠（Macropus spp.）在无 baiting 的努尔康地区活动量随时间显著增加，可能与赤狐压力减轻有关；沼泽小袋鼠（Wallabia bicolor）在强化 baiting 的库阿克地区活动量最低；欧洲野兔（Oryctolagus cuniculus）和家兔（Lepus europaeus）的响应则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异，如努尔康地区家兔活动在 2023 年显著回升。
种间时间重叠与行为适应
赤狐与沼泽小袋鼠的时间重叠系数高达 0.83，且活动高峰高度吻合，表明赤狐可能根据猎物可用性调整夜间活动模式。与之相对，袋鼠因主要在晨昏活动，与赤狐的时间重叠较低（Δ=0.54），体现出对捕食风险的行为规避。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化 baiting 区域，赤狐的活动模式并未因毒饵压力而显著改变，反而与猎物的同步性增强，暗示其可能通过调整活动时间维持捕食效率。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颠覆了 “更强力度的致死控制必然有效” 的传统认知：无论是标准还是强化 baiting，均未显著降低赤狐的活动水平，反而在无 baiting 的对照区观察到更低的赤狐活动，这可能与该区域的孤立生境和猎物资源（如野兔）波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baiting 可能通过破坏赤狐种群的社会结构或引发周边农业区个体迁入，导致局部活动模式改变，形成 “越控越活跃” 的悖论。例如，库阿克地区作为连通性较好的大型保护区，可能成为周边赤狐的 “汇” 区域，抵消了毒饵的致死效果。
对于入侵物种管理而言，该研究揭示了三大关键启示：其一，单一的致死控制手段存在明显局限性，需采用 “无 tenure 方法”（即跨权属的景观尺度管理），将保护区周边的农业矩阵纳入控制范围，阻断赤狐的迁入扩散路径；其二，长期监测不可或缺 —— 传统上仅以毒饵投放量衡量成效的做法远不足够，需结合种群动态、行为响应和生态级联效应进行综合评估；其三，需警惕 “中捕食者释放” 风险，如库阿克地区野猫活动的增加可能抵消赤狐控制对本土物种的保护效益，凸显入侵物种协同管理的必要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项研究为全球入侵物种控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澳大利亚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入侵物种管理的背景下，其结果警示我们：科学决策需建立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正如论文强调的，“若无恰当的监测评估，对入侵物种控制项目的预期目标是否达成将永远存疑”。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毒饵抗性演化、多物种交互作用等机制，为发展更高效、可持续的生态保护策略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