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特征在干预维持中的作用:越南 42 家 HIV 检测诊所的定量分析研究

【字体: 时间:2025年05月17日 来源:Implement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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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讨循证干预(EBI)维持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针对越南 42 家 HIV 检测诊所,分析基线组织特征与 SNaP 干预维持的关联。发现组织变革准备度(ORIC)高的诊所维持效果显著更佳,为 HIV 干预维持策略提供了新依据。

  
艾滋病(HIV)防控至今仍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在注射吸毒人群(People Who Inject Drugs, PWID)中,HIV 感染率和治疗缺口长期居高不下。尽管循证干预措施(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EBI)被证实能有效改善 HIV outcomes,但超过半数的 EBI 难以在现实场景中长期维持,这一问题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更为突出。例如,越南作为 HIV 流行重点国家,PWID 的 HIV 感染率(9.1%)远超普通人群(0.3%),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覆盖率仅为 62%,凸显出干预措施可持续性的迫切需求。

为何多数 EBI 在落地后难以持续?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组织层面的深层因素,如机构的内部结构、文化和氛围等组织特征(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然而,此前针对 LMICs 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尤其是 HIV 干预领域。为填补这一空白,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 Sophia M. Bartels 团队与越南本土研究机构合作,在越南 10 个省份的 42 家 HIV 检测诊所开展了一项观察性研究。该研究作为一项集群随机实施试验的延伸,旨在探索基线组织特征与 EBI 维持之间的关联,研究成果发表于《Implement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s》。

研究方法概览


研究以 “探索、准备、实施、维持”(EPIS)框架为理论基础,选取 5 项关键组织特征:

  1. 组织变革准备度(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ORIC):评估机构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变革的准备程度;
  2. 实施领导力(Implementation Leadership Scale, ILS):衡量领导者推动干预实施的行动;
  3. 实施氛围(Implementation Climate Scale, ICS):反映组织对循证实践的支持程度;
  4. PWID 占比:诊所服务对象中注射吸毒人群的比例;
  5. 员工工作量:基于年检测量与员工人数的比值。

研究团队在干预结束后 6-10 个月,通过《提供者维持报告量表》(PRESS)收集 218 名诊所员工(完成率 94%)的维持情况数据,并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组织特征与维持效果的关联。

研究结果解析


1. 组织变革准备度是维持的核心预测因子


单因素分析显示,ORIC 与 PRESS 维持得分呈边缘显著关联(β=0.93, p=0.078);在控制研究分组后,多因素分析证实,高 ORIC 组的维持得分显著高于低 ORIC 组(β=1.91, p=0.015),表明机构对变革的接受和准备程度直接决定了干预的长期存续能力。

2. 其他组织特征未显示显著关联


实施领导力(ILS)、实施氛围(ICS)、PWID 占比及员工工作量等因素,无论单因素还是多因素模型中均未与维持得分呈现统计学关联(p 均 > 0.05)。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设部分相悖,提示这些组织层面的 “软环境” 可能并非维持的直接驱动因素,或受限于样本量(42 家诊所)未能检测到细微效应。

3. 工具信效度与数据特征


所有评估量表均展现良好内部一致性(ORIC α=0.96, ICS α=0.95, ILS α=0.95),PRESS 量表 α=0.88,表明数据可靠性较高。诊所基线特征显示,PWID 检测占比中位数为 23%,员工年均检测量达 1657 例,反映出研究样本具有典型的高负荷服务特征。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在 LMICs 环境中定量证实了组织变革准备度对 HIV 干预维持的关键作用。尽管实施领导力和氛围等常被视为实施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本研究提示,在资源有限的 LMICs 场景中,机构是否从根本上做好接受变革的准备(如管理层支持、员工共识)可能比具体的领导行为或组织文化更为基础。这一发现为干预维持策略提供了明确靶点 —— 通过评估机构的 ORIC 水平并提供定制化支持(如使用实施映射工具或准备度构建系统),有望提升 EBI 的长期存续性。

研究同时暴露了现有测量工具的局限性:例如,ILS 和 ICS 等源自高收入国家的量表可能未能充分捕捉越南等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组织特征(如指令性领导的作用),导致测量偏差。此外,PRESS 量表虽具备实用性,但无法评估干预组件的适应性调整,而这正是 LMICs 维持干预的常见需求。未来研究需开发更具情境适配性的评估工具,并纳入外部因素(如政策支持、资金稳定性)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意义与展望


对 HIV 防控而言,本研究为 “如何让有效干预真正落地生根” 提供了关键线索:在推广 SNaP 等干预措施时,需优先识别低准备度机构,通过针对性策略(如领导力培训、共识会议)增强其变革意愿。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越南,也为全球 LMICs 的 HIV 干预维持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随着实施科学向更具包容性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类似研究将不断夯实 “科学证据 - 政策实践” 的转化链条,助力实现联合国 “2030 终结艾滋病” 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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