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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常面临信息认知障碍，诊疗录音（Consultation Recordings）可改善这一情况，但医生态度存疑。本研究通过德国全国横断面在线调查，发现 94 名肿瘤医生态度混杂，认可信息回忆等益处，担忧数据安全等风险，仅 14% 愿未来提供，为推动诊疗录音应用提供依据。
癌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往往需要接收大量复杂信息，然而情绪反应常干扰其认知处理能力，导致高达 80% 的信息无法准确回忆。诊疗录音作为一种国际上广泛研究的干预手段，虽被证实能有效提升患者信息回忆、理解及治疗决策能力，却在医生群体中引发复杂态度。德国作为医疗体系完善的国家，此前相关研究匮乏，且文化、法律背景可能影响医生对诊疗录音的接受度，因此探究德国肿瘤医生的态度与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德国汉堡 - 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全国性横断面定量在线调查，并结合半结构化访谈，旨在评估德国肿瘤医生对提供诊疗录音的态度、经验及可行性。研究发现，德国肿瘤医生对诊疗录音持谨慎开放态度，虽认可其潜在益处，但数据安全与法律风险等担忧显著制约其应用，相关成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便利抽样招募 10 名肿瘤医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定性内容分析开发定量问卷；随后通过邮件、社交媒体、会议传单等多渠道招募 94 名肿瘤医生参与在线调查，收集其人口学特征、技术亲和力、法律认知等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态度、益处与担忧的分布，通过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探讨工作经验、年龄与态度的关联。
参与者特征与态度分布
94 名参与者中，53.2% 为男性，34% 年龄在 30-39 岁，28.7% 有超过 20 年肿瘤诊疗经验。技术亲和力均值为 3.78，85.1% 不了解德国录音相关法律，54.3% 倾向患者主导或共享决策模式。整体态度均值 3.66（1-6 分），52.7% 持较积极至非常积极态度，但 “允许患者录音但不主动提供”“原则上可提供” 等条目均值显示被动倾向。
益处与担忧的关键发现
医生高度认可诊疗录音在信息回忆（均值 4.89）、随访准备（4.41）、亲属信息共享（4.31）等方面的益处，认为其对治疗决策制定、复杂疗程尤其有价值。但核心担忧集中于录音滥用（5.20）、数据保密（4.99）、法律风险（4.82），担心录音可能作为不利证据、增加职业压力，甚至影响医患关系的开放性与信任度。
经验、未来意愿与隐蔽录音现象
仅 11.7% 医生有诊疗录音经验，其中 81.8% 多次记录，54.5% 由患者或陪同者发起，81.8% 使用手机录制。13.8% 明确愿意未来提供录音，30.9% 持观望态度，64.3% 接受患者用手机录制但要求自身可访问录音。22.3% 知晓患者曾秘密录音，21.3% 存在未证实的怀疑，反映出医患间潜在的信任张力。
亚组分析与国际比较
工作经验与年龄均未显示与态度的显著关联，与部分国际研究结论相悖。德国医生的录音经验（11.7%）显著低于美、荷等国（28%-93%），可能与德国需双方同意的法律要求、对技术创新的保守态度有关。尽管患者层面需求较高（德国此前调查显示 5% 患者有录音经历），医生群体的顾虑仍显著阻碍实施。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该研究首次揭示德国肿瘤医生对诊疗录音的复杂态度：认可患者获益，但受数据安全、法律风险及控制权焦虑的显著影响。有限的实践经验表明该干预在德国癌症诊疗中尚未普及。研究建议通过提供循证证据、开展试点项目积累积极经验，同时完善技术流程以保障医患权益。未来需在更大样本及其他专科中验证结果，并探索符合德国法律与文化的实施路径。
此项研究为理解医疗技术采纳中的医患认知差异提供了重要视角，强调制度设计与文化适配在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对优化癌症诊疗沟通、提升患者照护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