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明确辅助化疗在真实世界中的价值，研究人员对 147 例接受围手术期 FLOT 方案的胃及胃食管结合部癌（GC/AEG）患者展开回顾性研究。发现 TRG2/3 患者辅助化疗可显著延长生存，且 TRG2/3 亚组中 PD-L1、Claudin 18.2 等生物标志物阳性率较高，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迷雾中的辅助治疗价值
胃癌（GC）作为全球第五大常见恶性肿瘤，5-10 年生存率不足 40%。自 2006 年 MAGIC 试验确立围手术期 ECF 方案化疗的地位后，2019 年 FLOT4 试验进一步以氟尿嘧啶、亚叶酸、奥沙利铂和多西他赛（FLOT）方案将五年生存率提升至 48%。然而，临床实践中辅助化疗的应用却争议重重 —— 其耐受性较差导致医生常倾向于省略该阶段，且缺乏针对不同肿瘤退缩程度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依据。与此同时，对于新辅助化疗后肿瘤未完全退缩的患者，能否通过生物标志物指导靶向治疗仍是未知。在此背景下，德国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客观评估辅助化疗在真实世界中的价值，并探索关键亚组的生物标志物特征，相关成果发表于《Gastric Cancer》。
研究方法：真实世界的多维度解析
研究纳入 2010-2022 年间 147 例接受 FLOT 围手术期化疗的胃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AEG）患者，均经组织学确诊且至少完成 1 周期 FLOT 治疗。通过病理评估肿瘤退缩分级（TRG，采用 Becker 评分：TRG1a 为完全缓解，TRG1b 残留 <10% 肿瘤，TRG2 残留 10-50%，TRG3 残留> 50%），并检测 PD-L1、Claudin 18.2、HER2 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等生物标志物。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及 Cox 回归模型，比较不同 TRG 亚组患者接受辅助化疗的生存差异。
研究结果
1. 队列特征与治疗完成情况
- 患者基线：147 例患者中 81.6% 为男性，82.3% 肿瘤位于胃食管结合部，60.5% 为 ypT3 期，56.5% 存在淋巴结转移（ypN+），R0 切除率 90.3%。
- 治疗依从性：84.4% 完成新辅助化疗全周期，但仅 42.9% 启动辅助化疗，27.2% 完成全部 4 周期。
2. 肿瘤退缩分级与生存的关联
- 总体生存：中位总生存期（OS）19.4 个月，肿瘤特异性生存期（TSS）19.9 个月。TRG 与生存显著相关，TRG1 患者预后最佳，TRG3 患者最差（OS：TRG1 vs TRG3，p<0.001）。
- 辅助化疗的作用：
- TRG1 亚组：辅助化疗未带来生存获益（OS p=0.664，TSS p=0.103）。
- TRG2 亚组：辅助化疗有延长生存趋势（OS：17.2 vs 13.7 个月，p=0.348；TSS：22.4 vs 13.7 个月，p=0.232）。
- TRG3 亚组：接受辅助化疗患者 OS（22.3 vs 8.7 个月，p=0.005）和 TSS（22.3 vs 8.7 个月，p=0.016）显著延长，Cox 回归显示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死亡风险是接受者的 2.693 倍（OS）。
3. TRG2/3 亚组生物标志物特征
- 阳性率：PD-L1 阳性率 53.4%（CPS≥1 为标准），Claudin 18.2 阳性 26.2%，HER2 阳性 7.8%，MSI 阳性 3.9%。
- 临床意义：73.8% 的 TRG2/3 患者至少表达一种可靶向生物标志物，为后续联合靶向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
研究结论与讨论：精准治疗的新方向
本研究首次在真实世界中证实，FLOT 方案的辅助化疗阶段是疗效的关键转折点：对于新辅助化疗后肿瘤退缩较差的 TRG2/3 患者，即使仅完成部分周期辅助化疗，仍能显著延长生存，而 TRG1 患者则无需额外辅助化疗。这一结果与既往 SPACE-FLOT 研究中 TRG3 患者未获益的结论差异，可能源于本研究更高的 R0 切除率（90.3% vs 82.7%）及严格限定新辅助化疗全周期完成者的分析策略，提示辅助化疗的作用更侧重于清除微转移灶而非控制原发灶残留。
此外，TRG2/3 亚组中超过 70% 患者存在可靶向生物标志物（如 PD-L1、Claudin 18.2），为未来在辅助化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或靶向药物（如 Claudin 18.2 单抗）的个体化方案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同时指出，尽管 VESTIGE 试验显示单纯免疫治疗在高危患者中未获成功，但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探索值得期待。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回顾性设计及样本量限制（如 TRG2 亚组仅 31 例），未来需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结论，并纳入 ECOG 评分、合并症等更多临床因素。但毋庸置疑的是，该研究为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精细化分层奠定了基础，推动了 “基于病理退缩与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辅助治疗” 这一全新模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