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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与社会地位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以 1197 名参与者开展实验，发现主观社会地位（MSSS、SSC、SSS）与个体情绪感知能力呈负相关，且社会地位变化轨迹也影响情绪感知。研究为社会认知与社会地位关联机制提供新视角。
在人类复杂的社会互动中，准确感知他人情绪是构建有效社交网络的关键能力，这一能力不仅被认为与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密切相关，还可能反映社会结构对个体认知的塑造。然而，学术界长期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方认为低社会地位者因生存环境压力更擅长情绪感知，另一方则提出高社会经济地位（SES）个体凭借更高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可能更易获得社会晋升。这种理论冲突使得 “情绪感知能力与社会地位究竟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 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为厘清这一谜团，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实验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理解社会认知与社会分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研究设计，主要技术方法包括：①使用日内瓦情绪识别测试简版（GERT-S）评估个体情绪感知能力，该测试通过动态视频呈现 14 种情绪，要求参与者从选项中选择正确情绪；②采用群体情绪感知任务（EET）测量对 12 人面部集合中微笑比例的判断，同时设置非社会控制任务（判断室内外场景比例）排除一般感知偏差；③通过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MSSS）、主观社会阶层量表（SSC）等收集主观社会地位数据，并结合收入、教育水平等客观社会地位指标；④引入纵向追踪思路，要求参与者报告童年与成年时期的社会地位，以分析地位变化轨迹的影响。研究共纳入 1197 名美国参与者，通过分层抽样确保样本覆盖广泛的社会地位区间，并采用激励相容设计（accuracy-contingent bonus）保障任务参与度。
研究结果
主观社会地位与个体情绪感知能力呈负相关
在个体情绪感知任务（GERT-S）中，主观社会地位（MSSS）与情绪识别准确率显著负相关（r (1195)=-0.06, p=0.03），即使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政治倾向、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权力感（sense of power）等变量后，这一关系仍存在（β=-0.45, p=0.01）。客观社会地位指标（如个人收入、家庭收入）也显示类似趋势，但主观社会地位具有独立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负相关仅存在于对个体情绪的感知，在群体情绪感知任务（EET）中未观察到显著关联，提示社会地位对情绪感知的影响具有场景特异性。
社会地位变化轨迹与情绪感知能力相关
纵向分析发现，成年后主观社会地位提升（MSSS 成年 - MSSS 童年）与个体情绪感知能力下降相关（β=-0.36, p=0.03）。在控制当前社会地位后，这一效应在社会地位中等群体（MSSS 4-6 分）中依然显著（β=-0.67, p=0.01），表明社会地位变化本身可能独立影响情绪感知。然而，童年时期的社会地位（如童年 MSSS）与当前情绪感知能力无显著关联，暗示成年后形成的社会认知模式起主导作用。
性别与任务类型的调节作用
探索性分析显示，社会地位与情绪感知的负相关仅存在于非女性参与者（β=-1.28, p<0.001），而女性群体中无显著关联（β=0.13, p>0.05）。此外，在非社会控制任务中，高社会地位者对场景比例的判断精度更低（β=0.03, p=0.02），提示低社会地位者的社会感知优势可能源于对人际线索的持续关注，而非一般感知能力差异。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通过大规模实验证实，主观社会地位是个体情绪感知能力的重要预测因子，且这种关联具有场景依赖性和群体异质性。核心结论表明，社会地位的 “感知塑造效应” 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低社会地位者因面临更多社会不确定性，被迫发展出更高的情绪感知能力以适应环境（社会警觉假说，social vigilance hypothesis）；二是高社会地位者可能因资源充裕而减少对他人情绪的关注，形成 “认知特权” 现象。此外，社会地位提升与情绪感知能力下降的纵向关联，为 “社会流动性的认知代价” 提供了实证支持，挑战了 “情绪智力必然推动社会晋升” 的传统观点。
研究同时揭示了主观社会地位的独特作用 —— 其对情绪感知的影响独立于客观经济指标，强调个体对自身社会位置的主观建构（如 MSSS 相对同阶层群体的评分）是关键驱动因素。这一发现为社会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维度，提示未来需关注 “心理社会环境 - 神经认知机制 - 社会行为” 的动态交互。尽管研究存在样本局限（如依赖便利抽样、童年地位回忆偏倚），但其采用的多任务范式和纵向设计为解析社会地位与认知能力的因果关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对心理学、社会学及公共政策领域具有交叉启发意义。例如，在职业培训中，可针对不同社会背景个体设计差异化的情绪技能提升方案；在社会治理层面，需关注高社会地位群体可能存在的 “共情盲区” 及其对社会公平的潜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