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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短缺是限制移植数量的主要因素。为了解不同专业本科生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态度和知识，研究人员对芬兰医学生、健康科学及工科本科生开展调查。发现医学生和健康科学学生捐献意愿更高，非捐献者多因知识不足，该研究对提升器官捐献意识有重要意义。
器官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重要医疗手段，但全球范围内长期面临器官供体严重短缺的困境。在芬兰，尽管实行 “默认同意”（Opt-out consent）制度，即默认沉默视为同意捐献，但器官捐献率仍受公众认知、家庭决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例如，芬兰 83% 的成年人支持器官捐献，却仅有 38% 完成注册，反映出认知与行为间存在显著鸿沟。此外，公众对脑死亡概念的理解模糊、对医疗系统的信任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非医疗专业人群，相关知识匮乏成为制约捐献率提升的关键瓶颈。因此，深入了解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态度与知识差异，对于针对性开展教育干预、优化捐献推广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芬兰奥卢大学医学院、技术学院及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医学生、健康科学学生和工科学生的调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Medical Education》。研究旨在探讨三类学生对死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态度、知识水平及影响因素，并验证 “医学生和健康科学学生对器官捐献持有更积极态度” 的假设。
研究采用基于网络的观察性问卷调查法，调查工具改编自芬兰此前针对医疗专业人员的问卷，包含李克特量表（1-5 分）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样本覆盖约 1500 名学生，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59 份，其中医学生 210 人（37.6%）、健康科学学生 146 人（26.1%）、工科学生 203 人（36.3%）。数据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组间差异分析，重点比较不同专业学生的捐献意愿、知识水平及影响因素。
一、捐献意愿的专业差异显著
整体来看，92.5% 的学生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但不同专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医学生（97.6%）和健康科学学生（94.5%）的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学生（85.7%），非捐献者比例在工科学生中高达 14.3%（医学生 2.4%、健康科学学生 5.5%）。进一步分析发现，非捐献者中 78.6% 表示若有需要愿意接受器官移植，但仅 21.4% 曾与他人讨论过捐献意愿，显著低于捐献者的 69.2%。这表明非捐献者可能存在认知矛盾，且缺乏主动沟通。
二、知识水平与教育背景密切相关
69.1% 的学生未在课程中接受过器官捐献相关教育，且专业间差异显著：医学生（29.1%）和健康科学学生（22.6%）接受过教育的比例远高于工科学生（4.9%）。在信息充分性方面，59.0% 的医学生和 61.6% 的健康科学学生认为自己知识充足，而工科学生仅 39.0% 持相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45% 的学生认同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有效定义，非捐献者中对脑死亡定义存疑的比例（45%）显著高于捐献者（62.4%），反映出脑死亡认知不足可能是影响捐献意愿的关键因素。
三、非捐献者的核心障碍与需求
通过开放式问题分析，非捐献者拒绝的主要原因包括知识不足（52.4%）、个人原因（19.0%）、宗教或哲学观念（19.0%），以及担忧器官分配不公（19.0%）。此外，45.2% 的非捐献者希望获得更多脑死亡相关教育，42.9% 渴望了解器官捐献立法和沟通技巧。这提示针对性的知识普及，尤其是脑死亡和法律流程的教育，可能有效提升捐献意愿。
四、公众讨论与家庭沟通的现状
仅有 8.8% 的学生认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讨论充分，66.2% 不清楚亲人的捐献意愿，尽管 78.8% 认为与亲人讨论捐献是正常的。这表明社会层面的讨论氛围不足，家庭内部沟通存在显著缺口，可能导致潜在捐献意愿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
结论与意义
研究证实医学生和健康科学学生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更积极，这与他们接受的专业教育密切相关；工科学生的低意愿与知识匮乏直接关联。非捐献者普遍存在 “接受移植但拒绝捐献” 的矛盾态度，且对脑死亡、捐献流程等关键知识理解不足。研究强调，需在高校课程中增加器官捐献教育模块，尤其针对非医疗专业学生；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公众宣传等渠道强化脑死亡科普，促进家庭沟通，以缩小认知与行为差距，缓解器官短缺困境。
该研究为优化器官捐献教育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提示教育干预应覆盖不同专业背景人群，并注重知识传播的精准性和互动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教育工具（如 AI 聊天机器人、虚拟学习平台）在提升公众认知中的应用，以及长期跟踪教育干预对捐献行为的实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