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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保护刑事化过度风险及社会正义问题，通过教义法学分析中国 2020-2022 年野生动物刑事立法改革。发现表面扩大化的刑事化实际形成轻重罪分野，引入货币阈值体系，平衡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正义与经济利益，为相关研究提供实证参考。
在全球生态保护与法治交织的背景下，野生动物保护始终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非法贸易、栖息地破坏等行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刑事制裁可能引发社会公平问题，如贫困群体因生存需求陷入法律风险，而高价值物种保护与经济利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如何在严厉打击生态犯罪与保障社会正义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野生动物资源大国和贸易枢纽，其立法改革经验对全球生态法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此背景下， Lancaster Environment Centre 的研究人员针对中国 2020-2022 年野生动物刑事立法展开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为理解保护刑事化的复杂实践提供了关键视角。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收集中国 1950-2024 年国家层面的野生动物犯罪相关立法，运用教义法学分析（black-letter analysis）对比新旧法律文本，并结合犯罪学中的 “捕鱼网” 类比理论，从 “网的宽窄”（刑事化范围）和 “网眼疏密”（处罚阈值）两个维度，解析立法改革对野生动物犯罪认定和刑罚裁量的影响。同时，研究引入绿色犯罪学（green criminology）视角，评估立法变化对社会正义和保护成效的双重作用。
研究结果
统一货币阈值体系的建立
传统立法对完整野生动物（intact wildlife）采用 “数量标准”（如伤害个体数），对野生动物制品（wildlife products）采用 “货币价值标准”。2022 年司法解释引入统一货币阈值体系，将两类标准合并，以物种官方价值（如大熊猫 500 万元、藏羚羊 50 万元）计算犯罪情节。通过换算发现，对高价值物种（如穿山甲），新阈值降低了入罪门槛（如严重犯罪从 8 只降至 3 只），呈现 “网眼变密”（mesh-thinning）；对低价值物种（如黑松鼠），需伤害超 13 只才构成犯罪，实现 “网眼变疏”（mesh-thickening）。
刑事化范围的双向调整（net-widening & net-narrowing）
- 扩大化刑事化：新增食用性捕猎、掩饰犯罪所得、非法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等罪名。例如，非法猎捕 “三有动物”（具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动物）用于食用，价值超 1 万元（约 1380 美元）即构成犯罪。
- 去刑事化：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如 30 只 Hermann's tortoises 案例），若技术成熟且不威胁野生种群，交易可免于刑事处罚；轻微犯罪（如未造成动物死亡且主动赔偿）可降级为行政处罚。
司法实践的分野效应
数据显示，2020-2023 年危害珍贵濒危物种案件减少 70%，走私案件下降 30%，反映去刑事化措施的实际影响。非法捕猎案件则因新增罪名与去刑事化并行，数量保持稳定。这表明立法改革有效减少了 “过度入罪” 现象，同时精准打击高危害犯罪。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野生动物刑事立法改革呈现 “双向平衡” 特征：通过货币阈值体系实现轻重罪分野，既强化对高价值物种和产业链上游犯罪（如中间商、消费者）的打击，又通过人工繁育豁免、轻微犯罪降级等机制避免 “一刀切” 刑事化，缓解了贫困群体生计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例如，2014 年 “大学生猎捕 16 只保护鸟类获刑 10.5 年” 的案例，若适用新法律，因 14 只鸟存活且属 “严重犯罪”，最高刑期可降至 5 年，体现刑罚 proportionality（ proportionality）原则。
然而，改革也带来新挑战：人工繁育与野生个体的鉴别难题可能导致 “野捕洗白”（如宠物贸易中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外来入侵物种刑事化虽填补法律空白，但 exotic pet trade（外来宠物贸易）的监管漏洞仍需警惕。此外，货币估值体系可能低估物种生态价值（如濒危小熊猫官方价值仅 4 万元，低于其实际保护需求），凸显经济视角与生态保护目标的潜在冲突。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件（如 COVID-19）后强化生态治理的决心，更展示了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平衡多重社会目标的可能性。其经验为全球保护刑事化辩论提供了 “中国样本”，证明在严格执法与社会正义之间可通过精细立法实现兼容。未来需进一步跟踪立法对生物多样性的实际影响，完善人工繁育监管、物种估值标准等配套机制，推动生态法治向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