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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上半规管裂综合征（SSCD）是否自古存在，研究人员对伊比利亚半岛 1800?1700 BC 的 8 例 Arbolí 型钟形器文化颅骨行人类学及 CT 研究。发现 1 例 25?30 岁男性颅骨右侧存在上半规管与鼓室盖双重骨裂，证实 SSCD 在青铜时代已存在，为首次关联两种骨裂的古病理案例。
人类对耳部疾病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其自然存在。上半规管裂综合征（Superior Semicircular Canal Dehiscence Syndrome, SSCD）作为 20 世纪末才被命名的内耳疾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现代医学视野下的 “新发现”。然而，古病理学的探索却不断挑战着这种认知 —— 当现代影像学技术与古代骨骼遗存相遇，隐藏千年的病理密码能否被破译？SSCD 究竟是近代才出现的文明病，还是早已潜伏于人类演化历程中的古老隐患？围绕这些问题，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University of Zaragoza）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青铜时代人群，试图通过古代颅骨的微观解剖特征，揭开 SSCD 的 “前世今生”。
该研究发表于《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研究团队对西班牙 “Muela de Borja” 地区出土的 8 例 Arbolí 型钟形器文化（约 1800?1700 BC）颅骨展开系统研究。这些作为二次葬遗存的颅骨，虽缺乏随葬品，却保留了珍贵的骨骼病理信息。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
- 形态学观察：对 8 具颅骨（16 块颞骨）进行细致的解剖学评估，重点关注颞骨结构的完整性与气化程度。
- CT 影像学分析：使用 GE Optima CT520 设备进行螺旋扫描，获取 0.625 mm 厚的冠状位切片及 2 mm 厚的矢状位重建图像，基于 P?schl 平面（上半规管平面）分析骨裂特征。
- 气化分级系统：采用 Allam（1969）的颞骨气化分类标准，将气化程度分为 4 级，重点评估乳突、迷路周围、岩尖等区域的气化状态。
研究结果
1. 颞骨气化特征
所有 8 例颅骨的颞骨均表现出4 级气化（hyperpneumatization），即乳突、岩部、颞鳞部及迷路区域广泛气化，远超正常范围。这种异常气化提示该人群可能存在特定的遗传倾向或环境适应性特征。
2. 双重骨裂的发现
其中 1 例 25?30 岁男性颅骨的右侧颞骨呈现独特病理改变：
- 上半规管裂（SSCD）：在 P?schl 平面重建图像中，可见上半规管顶壁骨质完全缺失，形成 0.12 cm 的裂隙，直接沟通中颅窝与半规管腔，裂隙周围骨质呈 “纸样薄”（papyraceous）改变（0.1 cm）。
- 鼓室盖骨裂（Tegmen Tympani Dehiscence）：同一侧鼓室盖存在 0.26 cm 的骨缺损，连接鼓室与颅内，属于 4 级单灶性缺损。
双重骨裂的发现首次在古人群中证实了这两种解剖结构异常的关联性。
3. 伴随的先天性畸形
该男性颅骨还存在右侧枕外隆凸肥大并向右侧偏斜，提示可能合并先天性肌性斜颈（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进一步支持骨裂的先天性起源假说。
研究结论与讨论
SSCD 的古代存在证据：本研究在青铜时代人群中发现 SSCD，将该疾病的已知历史前推至 3800 年前，突破了 “SSCD 为现代特发疾病” 的固有认知。此前仅有 1 例埃及木乃伊（2000?2400 BC）的 SSCD 报道，而本次发现是欧洲古代人群中的首例。
双重骨裂的胚胎学解释：基于 Fraile 等（2016）的研究，上半规管与鼓室盖的共同胚胎起源 —— 两者均由覆盖上半规管顶壁的骨膜延续形成，且上半规管的顶端软骨核参与鼓室盖的软骨内成骨 —— 解释了为何双重骨裂常伴随出现。这一发现为临床中 SSCD 与鼓室盖骨裂的关联提供了进化生物学证据。
古病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传统人类学研究常因骨骼保存局限或对新型病理的认知不足，忽视细微骨裂病变。高分辨率 CT 技术的应用（如 0.625 mm 超薄切片）使 “纸样骨”（papyraceous bone）与真性骨裂的鉴别成为可能，为古病理诊断提供了新标准。
社会文化意义：尽管存在严重的先天性骨骼缺陷，该男性仍存活至成年，暗示其所在社群可能具备一定的医疗照护能力或社会支持体系。这为研究青铜时代伊比利亚半岛的社群结构与生存策略提供了独特视角。
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古耳科学（paleo-otology）的空白，更揭示了现代医学综合征的古老起源。通过跨学科整合人类学、影像学与胚胎学，研究者构建了一座连接古代病理与现代临床的桥梁 —— 当 CT 扫描仪穿透千年颅骨，显现的不仅是骨骼的裂隙，更是人类对自身疾病认知的突破。未来，随着高分辨影像技术在古病理领域的普及，或许会有更多 “现代病” 被重新定义为 “人类演化的伴随者”，而这正是古病理学给予现代医学最珍贵的启示：疾病的故事，远早于人类书写历史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