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双相情感障碍（BD）中躁狂和抑郁发作频率影响预后。本研究针对中国 BD 患者，分析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采用泊松回归探索发作频率相关因素。发现教育年限短、首次发作混合极性等与躁狂发作正相关，男性、使用情绪稳定剂（MS）等与抑郁发作正相关，为临床管理提供依据。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如同心灵的 “暴风雨”，患者会经历反复发作的抑郁与躁狂 /hypomania（轻躁狂）浪潮，全球约 4.4% 的人一生中有过这种痛苦体验。近半数患者一年内会复发，频繁的情绪发作不仅让治疗难上加难，还会像无形的枷锁般阻碍工作、学习和生活，甚至导致疾病慢性化、人格改变和社会功能受损。更棘手的是，共病物质使用障碍等情况会让这一负担雪上加霜。然而，在中国大陆人群中，关于哪些因素影响 BD 患者躁狂和抑郁发作频率的研究还很有限，就像在迷雾中探索方向，亟需更多的证据照亮临床管理的道路。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国内七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纵向队列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Psychiatry》。该研究旨在明确中国 BD 患者躁狂和抑郁发作频率的关联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人员从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六个城市的七家医院（包括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招募了 520 名 BD 患者（BD-I 型 398 人，BD-II 型 122 人）。通过结构化访谈和病历回顾，收集了社会人口学数据（如年龄、教育程度）、临床特征（如首次发作极性、共病情况）及用药信息，并对患者进行了 12 个月回顾性和 9 个月前瞻性的发作数据采集。研究主要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泊松回归模型筛选与发作频率相关的因素，同时评估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 < 10）。
研究结果
躁狂发作频率的相关因素
泊松回归分析显示，教育年限短（OR=1.03，P=0.03）、首次发作混合极性（与躁狂相比 OR=2.33，P<0.01；与抑郁相比 OR=1.79，P=0.01）、诊断年龄早（OR=1.03，P=0.01）、共病物质使用障碍（OR=1.41，P=0.02）、存在精神病性症状（OR=1.18，P=0.04）、使用抗抑郁药（OR=1.52，P=0.01）及未使用情绪稳定剂（Mood Stabilizers, MS；OR=1.57，P<0.01）均与躁狂发作频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如同在风暴中失去导航的船只，更容易被躁狂发作的浪潮席卷；而首次发作呈现混合极性的患者，其病情似乎更易走向频繁躁狂的 “漩涡”。
抑郁发作频率的相关因素
男性（OR=1.22，P=0.01）、使用情绪稳定剂（OR=1.47，P<0.01）及 BD-II 型诊断（与 BD-I 型相比 OR=1.27，P=0.01）与抑郁发作频率正相关。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尤其是情绪稳定剂的使用与抑郁发作频率的正相关，与传统认知不同，可能与样本中特定亚组的遗传背景、共病情况或药物依从性问题有关，就像在复杂的拼图中发现了一块需要重新审视的碎片。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 BD 患者发作频率与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的紧密关联。例如，教育水平较低可能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管理能力，从而增加发作风险；混合发作极性患者可能具有更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导致病情更易波动；物质使用障碍与精神病性症状的共病，如同为病情 “火上浇油”，加剧了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抗抑郁药的使用与躁狂发作频率的正相关，提示临床中使用抗抑郁药需谨慎权衡风险，尤其是在 BD-I 患者中。而 BD-II 型患者更易出现抑郁发作，这与 BD-II 以抑郁发作为主的临床特征一致，提醒医生在诊疗中需根据亚型制定个体化方案。
尽管研究存在回顾性数据可能受回忆偏倚影响、未使用结构化诊断工具（如 SCID）、基于 DSM-IV 标准（与现行 DSM-5 存在差异）等局限性，但其通过大样本多中心设计，为中国 BD 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未来需进一步探索遗传、神经生物学机制，以及长期随访数据，以更全面地理解 BD 的发作规律，优化治疗策略，帮助患者在心灵的 “暴风雨” 中找到稳定的锚点。
